|
而对于黄家所指责的融资价格苛刻——以1.18港元每股的价格购入，并以0.672港元的价格每100股配18股，依据是2008年11月28日黄光裕案发时，国美股价以1.12港元停牌。不过当时花旗银行下调国美的目标价为0.6港元，德意志银行甚至将其目标价下调至0。本刊咨询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PE界知名人士认为：“价格问题见仁见智，完全取决于谈判双方当时手中的牌，而国美当时的确可能崩盘，你可以看好它复盘后涨到5块，但也可能跌到几毛钱。”后来2009年6月23日国美复牌后，受融资利好刺激，开盘即大涨78.57%至2港元，当天收于1.89港元，涨68.75%。
在2009年6月贝恩成功投资国美之后，国美7月份便推出黄光裕称为“慷股东之慨收买人心，以谋私利”的股权激励，并迅速推进关店100家、提高单店绩效的策略，这与黄光裕“中国家电零售市场仍处于跑马圈地时代”的市场战略南辕北辙。“他们要关掉1/8的门店，而苏宁正在势头迅猛的开店扩张，这样下去‘美苏争霸’很快就变成‘苏美’了。”黄家代言人说。数据显示，今年苏宁已净增门店300余家，“日均新开店3家”，到年底其店面总数将超过1300家，与国美齐平。
但不难判断，陈晓等管理层的这条发展路线，正是贝恩所支持或主导的方向。据报道，贝恩3名成员以非执行董事身份进入董事会后，国美的变革快速推进：一方面对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另一方面将麦肯锡推荐给国美，为其制定五年规划，提出放弃对规模的盲目追求，提高单店利润率。
了解PE行业的人都知道，作为财务投资人，PE肩负着为LP（有限合伙人，即PE的出资人）资金增值的巨大压力，所以PE投资的典型套路是“短平快”：在被投资企业极度缺钱时以杠杆融资方式介入，通过削减成本、解雇工人、分拆出售资产或在中国已经臭名昭著的“对赌”等多种手段，在短时期内提高公司赢利水平和现金流，做高股价，然后通过转让股权获利。它们的投资期限平均大大短于VC，一般一个项目两三年便会退出。
贝恩在美国曾投资陷于困境的玩具经销商玩具反斗城（ToysRUS），入股完成后，贝恩迅速关闭了其1500个零售网点中的大约200家店，同时大幅减少员工人数。其投资的另一家企业伯灵顿制衣厂，贝恩也缩减了其原本制定的积极开店规划，聚焦于实现最大化现金流。因此，贝恩入股国美之后大举关店，削减2万个工作岗位并不奇怪。
事实上，作为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一支新兴力量，PE兴起不过30年，它们这种“秃鹰”和“门口野蛮人”的行事风格在全世界都争议极大。尤其是欧美的工会组织将PE视为眼中钉，因为PE投资一家企业后紧接着就会剥离资产和裁员，它们把PE称为“资产剥离器”（assetstrippers）、“蝗灾（PlagueofLocusts）”等。
此外，贝恩作为纯财务投资者，“最终不会去卖家电”。在它退出时，它会把自己手中的股权卖给谁，也是一个令黄光裕紧张的悬疑。早年中国的行业领头羊南孚电池被PE转卖给外资竞争对手吉列一事，便一度被炒至PE“卖国”的高度。PE业内人士告诉《商务周刊》，为防止这类情况，一般可以在融资协议中规定，PE退出时不得将股份转让给同行业竞争对手或特定公司，但截至目前，国美案例中尚没有类似的合约条件被披露出来。倒是传出有板有眼的爆料，贝恩背后实际是美国家电零售巨头百思买。据说这也是黄光裕指称“国美电器”在陈晓手中会变成“美国电器”的缘由之一。上述PE人士说：“从理论上来说，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相通和共谋的可能完全存在，但讲这种话得拿证据。”
该人士认为，无论贝恩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它要实现自己目标的前提条件当然是“捆绑管理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贝恩会涉身国美之争力挺陈晓。“首先，贝恩会保证自己不亏，也就是通过合约保证债权收益；其次它要做什么事情，肯定需要公司内部的一致行动人，你说它不去绑陈晓和现有管理层，难道去绑牢里的黄光裕吗？再次，贝恩一定会想好，如果它要实现的目标一旦遭到大股东反对怎么办。”该人士分析，贝恩原本的打算是在2009年国美“100股供18股”时增持，当时判断黄光裕在被巨额罚款之后难以调动现金参与供股，但没想到黄居然有所提防，闪电般在资本市场一卖一买，牢牢锁定35.98%的占股比。
此后，贝恩和陈晓阵营又试图通过增发来稀释黄光裕的股权至33％（重大事项否决权所需的票数）以下，国美也公开表示过必要时将通过增发“让黄出局”，“公司未来增发融资是不可避免的”。根据国美与贝恩联合制定的“新五年计划”，国美未来5年需要的资金至少是70亿元，以当时的股价计，增发20％新股恰好可以填补该计划的资金缺口。
这位PE人士分析说：“这说明他们确实是准备增发的，只不过后来由于接盘者、其他投资者和黄光裕等方面的原因而没有实施成。”
五、公司到底是谁的？
“国美案”中，陈晓多次强调国美作为一家公众公司根本就不应该有姓氏，国美不姓“黄”。他反复阐述，整件事不是股权之争、利益之争或陈黄之争，而是大股东身陷囹圄还死不放弃对公司的控制权，而他作为董事长和公司经营管理层的领头人，出于职业经理人肩负的信托责任和职业道德，有责任和义务站在公司整体利益和所有股东的立场上来，来抵制大股东控制这家公司，防止国美被“工具化”。
这段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有两处逻辑环节需要推敲，一是大股东谋求对这家公司的控制权是否一定不正当，公众公司是否与家族公司相冲突；二是大股东的利益与其他股东、整个公司的利益之间是否一定是对立关系，而谁又有资格来充当裁判员判定“利益冲突”已经发生，并加以裁决。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到对公司研究中一个终极命题的解释——“公司是什么，公司到底是谁的？”
共12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来源：商务周刊 伊西科 冯禹丁 责编：筱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