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商网讯：这也造成了一个局面，在这个新兴行业，顶尖人才足以决定一个商业地产项目的成败，但他们稀少而“便宜”，所以就成为了竞争中最重要的变量。
郝继霖在两年前接受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新挑战。那时他56岁，耗费他超过10年时间建造出来的广州太古汇刚开业不到半年。一座城市总归要有一座商业建筑让人过目不忘，广州的就是太古汇。
不过，他辞去广州太古汇总经理并成为深圳置业的负责人，这件事还是让人有点吃惊，对于像他这个级别的香港地产职业经理人，进入国企几乎没有先例。
如今郝继霖头发近乎全白，但精力依然旺盛。只是相比过去20多年，这两年的工作并没有变得轻松。他经常出差，苏州、巢湖，也有像喀什那样的地方——每年要去那里8次，而更多的时候，他还要飞到香港、日本，与设计师和品牌商沟通。
他在努力适应国企的节奏，日程被各种各样的会议排满，包括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党组织会，甚至学会运用国企风格的语言。
对郝继霖来说最具吸引力的事情是，最近他终于能够把自己更多的精力腾到深圳的一个商业综合体上。这个最终被命名为上城的项目占地约12万平方米，被三座绿化公园所环绕，同时就在深圳福田CBD的东北边不远。
老牌国企深业集团在2011年年底调整架构，成立了专门开发商业地产的深业置地，并四处寻找卓有名望的职业经理人。为了争取到郝继霖，他们的高管在一段时间内轮番参观太古汇，每次都是不同的人，就为了劝他过去。
“当时有很多家公司来找我，直到我来到深圳看到这块地，”郝继霖说，“我很喜欢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公司的结构又跟太古汇不一样，触动了我挑战的欲望，所以我过来了。”
在中国商业地产高速发展的这5年，要吸引到像郝继霖这样的人并不容易，不是每家公司都有如此诱人的地皮。优秀的人才数量稀少，因而备受争夺。
中国商业地产从2010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与政府政策不无关系——住宅领域限购、限贷，一些开发商不得不转向利润薄、回收期长的商业地产领域，地方政府为了带动区域发展，不再提供纯住宅用地，为之配备大面积的商业土地规划，万科等地产商从那时起开始踏入商业地产;在三四线城市，因为土地价格低廉，涌现出了大量商业地产开发商，其他行业的公司也转向商业地产，最典型的莫过于娃哈哈集团，不过它在此领域尚无特别大的建树。
商业地产的投资额增速从之前两年的15%上涨到了30%。不仅是资金，商业地产的开工量和供应量同样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在世联行今年年初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城市综合体的报告中，到2015年50个主要城市综合体的体量将达到5.64亿平方米，比2013年增加了77%——有一半的城市需要消化掉1000万平方米以上的规模。
对应供应量的爆发，商业地产成为了人才需求最为强烈的行业之一，同时也很可能是人力成本和效益对比最为悬殊的一个。
“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所有运营成本中，人力成本是最低的，拿地、工程、材料、营销都更费钱。一个项目最起码投资50亿元，招一个项目总经理年薪最多也就200万元。”捷毅人力资源公司助理顾问段俊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睿意德执行董事张家鹏也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如果你用了一个团队，他们的销售达到了50亿元，这其中利润是多少?你的人力成本才占多少?”
尴尬的是，对这个膨胀得太快的行业来说，人才的供给却难以跟上，就连它周边逐渐形成的中介及服务性公司也是如此。
张家鹏在戴德梁行工作了10年并做到中国区董事，2012年他和另外一批从房地产代理行出来的人，成立了专门负责商业地产的顾问公司睿意德，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我们在这个行业那么久，各个公司的人我们基本如数家珍，还是不好找。”
这也造成了一个局面，在这个新兴行业，顶尖人才足以决定一个商业地产项目的成败，但他们稀少而“便宜”，所以就成为了竞争中最重要的变量。
万达最早期的商管团队招募了许多香港人，而华润2004年在深圳的第一座万象城也是由香港人帮着做出来的。
最早活跃于这个市场的人来自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25年前，郝继霖就是香港地产人中最早一批到达内地的开拓者。郝继霖最初在一家香港地产公司供职，老板祖籍在上海，所以回到内地的第一个选择就是上海。郝继霖的第一个项目是在虹桥卖那种需要持外国护照才能购买的外销楼，每平方米售价1200美元。到1994年前后，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联合了八家小开发商，想在广州黄沙拿下一块地，郝继霖作为八家之一而去。因为当时和黄的人都不会讲普通话，郝继霖被推选为谈判翻译，后来受到和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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