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事可乐退出中国的“七大猜想”

百事可乐退出中国的“七大猜想” http://www.redsh.com 2012-01-16 红商网发布稿件

　　但这似乎并没有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很快有人指出，康师傅的饮品销售是百事的两倍，而其人员却不及百事的二分之一，很显然，依照康师傅的风格，不可能容忍百事如此臃肿的运作队伍，所谓的两年承诺，不过只是缓兵之计而已。

　　11月12日，被推举的领导组织“百事荣誉小组”发出呼吁，“接下来的路，不知道还有多远，但请大家一定要有统一的底线，坚持合法抗争，坚持劳动合同的违约赔偿，除此之外的一切谈判免谈!”对于康师傅的“两年过渡期”方案，“百事荣誉小组”则呼吁称坚持要求先行赔偿再签劳动合同的方案。

　　11月13日，又是一个周末。众多的百事员工开始酝酿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他们制作了带有“鲜明革命色彩”的海报，并在网络上呼吁员工以休年假、罢工、断货等反对这桩交易。

　　11月14日，抗议活动终究爆发。

　　在成都，激进的百事员工焚烧了百事旗帜;在福州，众多的员工集体请求休年假，假条如雪片般地飞向办公室;在兰州，爱莫能助的兰州百事总经理，面对激愤的昔日战友，屈辱一跪;在深圳，众多的百事员工穿上了黑色的衣服，“纪念值得终生铭记的一天”。在长春、在南昌，众多百事员工纷纷而起，“支持系统内百事兄弟们的自救举动”……

　　对这场风波，百事大中华区主席孟可仕以一个在百事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员工和中国区主席的身份向全体百事中国员工表态，“希望与更多的员工沟通想法、交流意见，并竭尽所能地帮助大家”。最后他表示，授权给所有的MU和CLUSTER员工一个月特别绩效奖金，事态稍有平复。

　　直至今日，百事员工的诉求，乃至这桩轰动一时的并购案的结果及走向，依旧不够明朗。

　　一位在百事工作了12年的员工，有些悲愤地说道：“我以为这个百年的企业能够给我们百年的荣耀，事实上，在商业利益面前，一切都显得如此的不值一提。”

　　当众多的外资巨头在中国市场上风生水起、纵横捭阖的时候，这个老牌的巨人，在进入中国30年后，却日益步履沉重、乱花迷眼，直至今日的灌装厂卖出，留下无尽的叹息与回味。

　　——百事怎么了?百事为什么?

　　猜想一：冒进的隐患?

　　生——深圳百事可乐灌瓶厂。彼时，老对手可口可乐已进入中国市场三年。

　　在那个计划经济为主导、“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任何跨国公司都绕不开那时中国政策的雷区。当时的国务院37号文件规定，严格限制外国牌号的碳酸类饮料，且外资饮料企业必须与中方企业合资生产。此时，能否获得国家轻工总局的一纸生产许可证就成了跨国公司能否“落地”的关键问题。

　　“我们只能像盲人摸象一样一家家去谈，看谁能够拿到生产许可证，我们就跟谁合作，甚至很多合资企业都是当时国家轻工局指定的”。

　　与百事相比，可口可乐选择了更容易操作和控制的“中国政治经济路径”。可口可乐选择了在国际上的主要合作伙伴，与中国政府有深厚关系背景的嘉里、太古，以及原外经贸部所属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三方合作，共同建立了28个瓶装厂，但这几个合作伙伴均不参与公司的具体运作。而后被证明，可口可乐的稳定性，是后来的百事所望尘莫及的。

　　为了尽快赶上老对手的脚步，百事在当时有些慌不择路。百事中国在瓶装厂的合作形式上也五花八门，有合资、合作、还有特许灌装三种合作形式。这些“火速”成立起来的公司中，有百事方控股、中方控股，甚至有些百事没有股份;而在管理模式上，也有中方负责经营管理、百事派员管理、百事单方承包经营等各种方式。

　　1988年，在深圳，30岁出头的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编辑胡奉宪拿着广电部一位领导提供的名片，拨通了百事中国总裁的电话，希望百事能够到四川投资。百事随后做出与胡合作的决定——因为他能够搞定百事可乐在四川当地的生产许可证。

　　很多合作条款甚至是“不平等”的。在四川百事中，百事投入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资金和设备，只有27%股份，而且不能直接参与企业运营。“一揽子领导小组”总联络员胡奉宪成为四川百事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法人代表。在进入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前，胡曾经是一名男高音歌唱演员。

　　1989年，百事与具有政府背景的上海闵行联合发展公司合资，成立上海百事。总经理为政府指派、后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的陈秋芳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