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电商像一扇门，当你推开了这扇门之后，就打开了更多的门。
新年伊始，薇娅成为首个登上央视春晚的淘宝主播；李佳琦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下一代百大影响力人物榜”。
两人所从事的职业，正是2020年炙手可热的行业新风口——直播电商。
伴随这个新兴产业的崛起，全国多个城市争相打造“直播电商之都”的名片，抢占产业高地。
当杭州、义乌、广州等电商名城摩拳擦掌之际，一座北方三线城市——临沂，竟脱颖而出，多少有些意外。
临沂打造“北方直播电商之都”的底气，来自哪里？
1
“南强北弱”，非一日之功
位于鲁东南地区的“临沂”，一个山东的三线城市，人们记住的更多是沂蒙革命根据地和消失在孟良崮的张灵甫，现代的临沂，直播电商圈以外的人，多少会有些陌生。
商贸领域风云变幻，近几十年出现的“南义乌，北临沂”，其实已在逐渐改变中国的经济版图。
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市场，临沂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专业市场集群，南北两地的市场景气程度，曾被视为中国商贸流通的晴雨表。
同为商贸物流重镇，为什么“南义乌，北临沂”，义乌在前，临沂在后？
从南北经济到南北文化的差异，都有“以南为首”的表述特征，例如：南柔北刚、南拳北腿、南老北孔......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前有西汉和东汉、西晋和东晋，后有北朝和南朝、北宋和南宋。历朝历代，最初是以“西”和“东”来划分，后来则用“北”和“南”来区别。
历史变迁中，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南北”之别取代“东西”之分的呢？
从政治和经济发展角度考虑，中国领土从汉唐到宋元时期，有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同时经济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逐步将都城东迁；而当北方游牧民族日渐强大时，他们又会选择南迁。
反映到王朝更迭上，便是先“西汉”后“东汉”，先“北宋”后“南宋”。
历史上推动战争从西向东与从北向南的初始动力虽然均为政治，但北方人口向南流动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西晋“永嘉之乱”、唐中期“安史之乱”、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三次发生于北方的战乱成为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动因。
北方移民南下，为南方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促进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自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之后至南北朝，先后有六个政权将政治中心设在南方地区。
中国朝代更迭至南北朝，通过通婚混血和移风易俗，少数民族和汉族互通有无，汉胡界限模糊，南北分野突显。
回到现代中国社会，近年来，关于“南强北弱”的讨论愈加热烈。
以“秦岭—淮河”为界的南北分界线，已然成为中国经济版图的分水岭，新兴产业、人才、资金正在向南方城市聚拢。
在《中国城市大洗牌》一书中，作者谈道：“南方，大批的明星城市频频崛起，光彩夺目；北方，往昔工业重镇纷纷褪色，不无失落。”
通过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的全国36个主要中心城市的GDP，该书作者对比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正在大幅缩小，而南北之间的差距，却呈现出拉大之势。
2006年，东部阵营的GDP占36个城市GDP总和的比重为63%，比西部整整高出26个百分点；到2018年，东西差距逐步收缩至16个百分点。
反观南北，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从入世之初的10个百分点扩大到18个百分点，南方全面碾压北方。
“北方扛把子”山东虽贵为全国经济第三大省，但在短短九年时间里，山东与广东的GDP差距从5860亿元扩大到了1.72万亿元，与江苏的差距更是从50亿元扩大到1.32万亿元，翻了263倍。
由于山东与东北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重工业占比较高，官本位现象严重，民营活力较弱。外界甚至质疑：“山东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东北？”
2
义乌模式没有秘密，临沂模式呢？
不过四十年须臾，却像换了时代一般。
在“南强北弱”的背景下，当众多南方城市争抢“直播电商之都”名片时，突然蹦出一个北方三线城市——临沂，多少会让人感到诧异。
事实上，自21世纪初，在中国经济版图上就有“南义乌，北临沂”的说法。
义乌是小商品百货的一级批发市场，面向全球市场；临沂属于二级批发市场，面向国内市场。多年以来，两地商品贸易往来频繁。
义乌火车站展示着“买全球，卖全球”的城市标语，打造“世界集市”的野心可见一斑
上世纪80年代初，来自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商家已具备敏锐的市场嗅觉，他们把各种日用品装进提包，坐上大敞篷车，千里迢迢南下临沂找市场，这其中也包括来自义乌的小商品卖家。
当时，临沂市场还不允许公开售卖商品，于是，南方商人就住在临沂长途汽车站的宾馆里，把日用百货挂在窗户上宣传，此后慢慢形成了流动摊贩。
以此同时，在距离临沂800公里外的南方小城义乌，也正在经历由“鸡毛换糖”到专业市场的商贸变迁。
义乌隶属浙江省金华市，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重要的政治中心地区。
越王勾践被囚禁于吴国之际，越大夫范蠡在国内冲破“重农抑商”的传统束缚，开辟了“兴商强国”的新路，也形成了义乌人的经商传统。
“鸡毛换糖”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雏形和基石，如今已融入城市商业文化中
改革开放初期，义乌货郎游走于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地，以自家生产的糖块换取鸡毛、鸡内金、骨头、棕皮等废旧物资，变废为宝；同时衍生出板刷、鸡毛掸子、羽毛加工等产业。
据义乌县工商局1982年年初的统计，全县个体工商户已达4000余户，其中经营小百货者近3000户，从业人员6000余人。
此后，许多义乌卖货郎从挑担走村串乡，转为“坐地转手批发”的百货批发商和长途商贩。
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诞生，主营手工业品和工业品；后经五次易址、十次扩建，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小商品城”为核心，11个专业市场、14条专业街相支撑的“小商品城王国”。
受南方市场环境影响，临沂商城也由最初的几处小地摊，发展到拥有专业批发市场123处的市场集群。市场商户由最初的40余家，增长至10几万户；经营商品由最初的几十种日用百货，发展涵盖27大类、6万多个品种。
小到针头线脑，大到汽车，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应有尽有。
位于临沂兰山区的进口商品批发市场，如今也开始将“洋货”搬进直播间
在繁荣的商贸市场背后，市场与物流，又如同一对孪生兄弟，相互支持，相互成就。
临沂地处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的过渡地带，离港口只有一百多公里，经过的铁路、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可有效节约交通运输成本。
近3000条辐射国县级以上城市的物流线路遍布临沂全市，通达所有港口和口岸，物流价格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至30%。
而义乌也得益于小商品市场的繁荣，形成了“快递低价洼地”。
2020年，金华（义乌）市以累计901084.6万件的快递业务量位列全国第一，远超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不只是快递，义乌在浙江省乃至长三角地区还承担着物流枢纽的作用，如今已初步形成通达全国、连接世界，涵盖公路、铁路、航空的立体化交通运输网络。
2019年，义乌商贸货运量达8216万吨，同比增长11.9%。
义乌饰品已占国际市场2/5份额，是外商来华采购流行饰品的首选地
虽是一座三面环山的县级城市，义乌却堪称全球贸易的“一线城市”，市场外向度高达65%。
义乌有常驻外商1.3万人，每年有超55万人次境外客商来这里淘金。如果将琳琅满目的小商品装满一个集装箱，完全可以在当地开一家中型超市了。
“全球超过80％的商品都能在义乌找到，且品种还在以每天500种的速度增加，有的价格甚至比原产地还便宜。”有义乌商贸城商家表示。
“物丰价廉”背后是强大的产业支撑。相比临沂靠物流支撑的商品“中转站”角色，早在上世纪90年代，义乌就通过引商转工、贸工联动，培育出饰品、无缝针织、工艺品、拉链、袜业、印刷包装、玩具等特色产业集群。
成熟的上下游产业链，加之发达的快递物流网络，大大降低了商品的流通成本。
义乌盛产“蚂蚁商人”，做生意讲究“出六居四”，自己赚了100块，要拿出60块让利于合作伙伴。在他们看来，让利越多，合作越多，靠“只赚一分钱”的生意起家，也能成为百万富豪。
然而，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一度让义乌的外贸订单遭遇断崖式下降，不少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义乌模式没有秘密，就是薄利多销，义乌的制造企业已经不堪国际渠道商的压榨。”业内人士如是说。
2008年，阿里巴巴国际站开始在义乌商贸城做推广，第一波入驻阿里国际站的商家在无意间踩中电商风口。次年，电子商务开始全面超越传统外贸。
春节前夕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客流稀少，略显冷清
相比处在电商发展核心圈的义乌，临沂商贸城在2010年之后才明显感受到电商的冲击。
由于临沂本身不是商品产地，批发贸易模式的本质是把各个产地商品再次聚集中转，利用商业信息的不透明来倒手赚差价。
当电商普及之后，信息透明化大大提高，赚差价的模式很难再“大行其道”。
这一年，兰华集团创始人曹继廉组织领导班子讨论是否要做电商。“当时很多人想不通，商城生意挺好的，电商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曹老回忆道。
然而在他看来，传统商贸城，“不转是等死，转是找死，但是找死也得找，至少有50%活下来的可能”。
2013年兰华建立的齐鲁e谷电商产业园，目前已经发展成临沂最大、入驻企业最多的电商产业园区。
从淘宝商家到直播电商服务商，临沂新谷数科董事长聂文昌也见证了传统商贸城的数次转型升级。
回顾运营淘宝店的经历，他坦言，在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传统电商时代，临沂整个商贸市场对电商的认知和重视程度不足，转型速度远远落后于义乌。
而当大家意识到电商的重要性时，早已错过了这一波红利期。
早在2013年，义乌就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电子商务人才培训，两年内培训电子商务人才30万人次。而临沂当时仍面临大量的电商人才缺口，也没有形成规模化的行业组织来带动转型。
错过淘宝电商红利期的临沂，亟待找到新的流量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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