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本季度扣除费用后的收益为50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0%。在这种情况下，GrubHub正在竭尽所能帮助餐厅，因为归根结底，餐厅能否赚钱对我们极为重要。
但是，从广告投入看，这些外卖平台还是希望在疫情期间完成疯狂地拉新与引流。据Kantar的数据，今年2月2日至4月27日期间，GrubHub在美国的广告支出为2,700万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DoorDash将广告支出提高了35%，而Postmates更是将广告支出提高了82%。
他们在争夺顾客，也在争夺餐馆。但餐馆老板态度不一。
在英国伦敦，有餐馆老板抱怨称“如果Deliveroo拿走42%，我们还怎么赚钱？是外卖平台赚了钱，而不是我们。”
这也体现出了一部分餐馆老板的心声。在他们看来，外卖平台向配送员提佣、为吸引顾客而收取高额营销费用等套路并不奏效。而且外卖平台作为中介方，抢走了餐馆的现金流。餐馆却要为房租、水电、人工买单。
CheesecakeFactory,DineBrandsGlobal（Chipotle和Applebee的母公司）等连锁餐厅都在投资自营外卖业务。Dine Brands的CEO史蒂夫·乔伊斯认为，“显然，我们和顾客直接联系更符合我们的利益。”
类似的，Tock等传统堂食订餐服务公司也开始为餐馆提供外卖服务，并且佣金低于传统外卖平台。
高抽成背后的全球困扰
其实，外卖平台的高抽成，并不是疫情出现才存在，而是由来已久的全球性问题。
首先，疫情让预定外卖的顾客群体增加，他们的需求直接转化为餐馆的订单，这一方面为餐馆带来收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堂食的损失。
但是餐馆老板不开心，因为外卖平台的抽成压缩了他们的利润空间。所以，他们需要限价令维护餐馆的利益。
反观外卖平台，同样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特殊时期，并不能迅速估量还有多少顾客会坚持订外卖。
另据外卖平台的数据显示，虽然销售量的确在增长，但是外卖平台为了应对疫情提供的安全设备也增加了资金成本，如果再加上特别宣传费用，以及对个别餐馆的照顾，这些都会反映在财务报告上。
不光在美国，在很多国家，高抽成都一直是外卖平台和商家之间的矛盾所在。
去年8月，在印度，由于不满Zomato和Uber Eats等外卖应用收取高额佣金，印度的餐馆老板们在Twitter上发起了退出外卖平台的抗议活动。
疫情期间，马来西亚一家知名餐厅的创始人也表示，在行动限制令期间100%都是外卖收入，但是当外卖生意越好，利润就缩小。因为外卖平台抽佣达到30%，该创始人向Grab申请过可以在特殊时期降低抽佣比例吗？最终被平台拒绝了。
同样在中国，关于商家和外卖平台的抽成的矛盾也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曾经就有商家对登陆外卖平台望而却步，因为觉得过高的抽成，会给经营造成负担。
目前，很多国家，虽然餐饮逐渐复苏，但是报复性消费仍需观望和等待。因此，务实的餐厅都选择了堂食与外卖两条腿走路。
堂食方面，没有生意，就只能靠外卖，但是外卖平台动不动25%左右的提成，让餐馆同样没有利润。
为了拯救餐饮业，有的地方官员亲自到餐厅堂食用餐，率先垂范；有的地方餐饮协会直接向外卖平台发函，就高佣金、垄断经营与之交涉，为餐饮商家维权。
对此，外卖平台也有自己的苦衷，称疫情期间，25%左右的提成的确是比平时要高，因为平台本身维护要成本，骑手要发工资，疫情期间还要涨工资。
如何解决外卖平台、餐饮业和顾客的问题，引入竞争机制，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外卖平台多了，竞争会让服务细化升级，骑手自由流动；餐厅也可以有议价权，保住生存的体面和尊严；顾客也可以有更多选择，享受高性价比的服务。
也许伴随更多搅局者出现，能让市场公平有序竞争，使得让外卖平台、餐厅、顾客，都能在新的格局之下维护好自己的利益。
（来源：锌刻度 麦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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