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世界我们尊重各自的观点
《财经》：你如何评估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现状？你刚刚访问过重庆，你认为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深化两国关系？
李显龙：这是一段广泛而充实的关系，新加坡和中国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朋友。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合作，经济、贸易、教育、文化和政治议题等，在东盟问题上也有合作。
中新关系最新的倡议是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我在重庆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市长黄奇帆都进行了交谈。这是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它与“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契合，所以利益也是契合的。它将加强新加坡和重庆，实际上也是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我们和中国还有很多合作项目。在苏州有我们合作的第一个大项目，天津是另一个政府间项目，我们的公司遍布中国各大省市，这是一段广泛的关系。
但我们是两个国家，看待世界有各自的观点。我们有不同的重要利益、不同的国家政策和优先事项。通常它们是契合的，所以可以展开合作；有时，也会有不同的视角。我们尊重彼此的观点。
《财经》：中国与新加坡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大不相同，但新加坡模式仍值得中国思考或借鉴。新加坡采取了什么措施减少收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这对中国现阶段来说非常重要。
李显龙：这个问题对我们也很重要。根本上，我们所做的是为人们提供生存需要的必需品，衣食住行。
我们提供政府组屋津贴，帮助在新加坡的每个人都能居者有其屋。我们提供良好教育，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技能，有能力谋生。我们提供良好的公共交通，因为这对城市人口是基本的便利设施。我们有良好的医疗。这些都是基本的事情，确保你在新加坡即使并不富裕，也能过上好的生活。
除此之外，在过去大约十年，很多国家的贫富差距明显加剧。我们采取非常明确的措施来缩小差距，比如税收政策、对低收入工人的激励政策等。我们推行就业奖励计划（Workfare）（一种援助低薪工友的措施）。如果你是一个低收入工人，工资在一定水平之下，当你做一份工作，政府会以现金或是社会保障福利等形式为你补贴一部分收入。政府也会补贴你的中央公积金存款。这相当于一种负所得税，帮助那些工作的低收入人士提高收入。
我们还推出了“建国一代配套”，这是给第一代新加坡人提供的医疗福利。建国一代如今年事已高，但他们在60年代新加坡独立时，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当时，薪水不像现在这么高。现在国家繁荣了，为了向建国一代致谢，我们专门为他们设立了特别的医疗福利配套。当他们年迈可以不用担心医疗费问题，这是人们在年岁渐长时的主要担忧。这只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一部分。如果你看基尼系数，比较人们的收入、税后收入、经政府政策调整之后的收入，可以看到政策产生了很大的不同效果。
《财经》：你提到很多国家贫富差距明显加剧，这是全球治理要应对的挑战，但是实际方案需要由各国拿出。全球治理是否对此问题无解？
李显龙：挑战是相似的，但各国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应对。我们都面临的重大挑战是颠覆性的改变。
事物在快速变化，现有的方式不再那么奏效。新的方式出现，它们有优势，但守成者想要适应却并不容易。就像中国有滴滴快的，美国有Uber和Lyft。这对出租车公司和司机来说是个问题，但对乘客、开车的人和经济而言却是好事。人们想要这些选择。
那么如何应对这种颠覆的改变呢？我们应该帮助企业升级和重组，对经济进行重组。我们要帮助工人进行再培训，使他们适应新的工作。我们要调整好监管环境，使变化成为可能，但尽量以不那么具有破坏性的方式进行。
“不把自己和父亲做比较”
《财经》：我们能否谈谈交接问题？你有没有开始考虑你的接班人应当具备哪些素质和资历？
李显龙：我们知道需要哪些素质和资历，问题是谁能胜任这个位置，他/她能否和团队、和新加坡人民共同合作。我们在寻找具备判断力、经验和领导能力的人。这个人要能够理解问题、分析问题，与新加坡人民相通，能够向人民解释，动员大家一起合作以实现国家目标。这个人需要是一个动员者、一个沟通者，也要是一个行动者、分析家、实践者和团队建设者。
这需要时间，但我拥有一个由年轻部长们组成的优秀班子，我相当确信在他们之中，一位领导人会脱颖而出。
《财经》：为下一代领导做准备时，你会做出哪些变化确保成功的继续？
李显龙：政策需不停地适应和变化。李光耀先生能在治理新加坡多年后成功实现新一代领导交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政策不是静止不变的，治理风格也不是。事实上，关于谁在推动政策也已发生变化。虽然他担任总理至1990年，但大约从8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政策是由年轻一代领导人制定、推动和实施。所以在1990年，当新总理吴作栋先生接班后，这个过程非常顺利。
当吴作栋先生把权力交给我，情况也很相似，由更年轻的团队接班、定调。当我接班时没有出现意外，没有突然的变故或碰撞。这也是我现在希望做的，让年轻部长逐渐采取主动，向民众推广他们的方案，民众也将开始了解他们。
政策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因为这是新一代人，他们关切和感兴趣的领域和过去也不一样，对于哪些问题优先，哪些事情重要，哪些是可以接受的政府行为等有新的观点。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调整，就能维持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否则，如果政府变得越来越老，民众却是年轻的，其中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是行不通的。
《财经》：你提到了你的父亲。你如何比较你自己和你的父亲？
李显龙：我不把自己和他做比较。
《财经》：你们有哪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李显龙：我们生活在非常不同的年代。他的年代充满动荡不安。他在新加坡建立了秩序，实现了新加坡的发展繁荣。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稳定的新加坡和一个不太确定的世界。
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要把一切反转过来，或是从头来过，而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建设、改造，让它变得更好，更加适应明天。（来源：财经网 作者：张燕冬 江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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