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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超市月饼的促销人员而言，尽管中秋节还没到，但从历年的市场销售规律来看，已经算是“过完节日了”。
9月13日，在北京五环外的一家大型超市地下二层，4家礼盒装月饼的促销柜台前，几位促销人员在促销的间歇凑到一块，商量是否在中秋放假到来前的一天把已经普遍打折的月饼提回原价——这些月饼在最近数天已经进入普遍打折时期，整个卖场最贵的一款398元的鲍鱼月饼可以给出7折的优惠。“明天下班坐地铁的人肯定有很多没买月饼的，后天就放假了，原价肯定有人买。”一位促销员说。
虽然是整个超市里最贵的一款月饼，398元相对于2013年以前的月饼市场却完全称不上高价，在2013年前，价值数千元的“天价月饼”并不少见。
9月6日，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强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监管的通知如期而至，从2005年开始，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在中秋之前，必然会有如此的一次文件，为“双节”期间稳定物价做一次动员。
唯一不同的是，在今年的文件中有关于月饼价格调控的内容从前挪到了后面，在长达11年的时间中，这份文件提及的第一项具体的商品必然是月饼，前两段中，必会为“月饼”一词留有一席之地。
在今年的文件中，月饼一词出现在了倒数第四段，代替以往月饼位置的是“天价鱼”和“天价虾”，这似乎是一个改变的信号。
信号
广州酒家市场部副总经理吴凯丽在梳理2016年中秋前的月饼销售数据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2016年其所在公司的月饼销售高峰期比往年推迟了3-5天的时间，相对于月饼这种最多仅有2个月的消费周期，核心消费周期不过半个月的商品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吴凯丽看来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它所代表的含义是，月饼曾经扮演的礼品身份进一步淡化，而作为个人消费品的属性已经成为趋势——作为个人消费品，不需要像礼品，尤其是公务类礼品那样提前买提前送。
两个信号从政策和行业两端折线出来一个共同可能性：经过了超过10年的政策调控，月饼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更为纯粹的发展阶段。
对月饼价格的调控尝试始于2005年，当年的6月17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月饼价格、质量、包装及搭售等行为的公告》，在这份公告中提出要“制止天价月饼”等不良现象。
同年9月，第一部完整的月饼国家标准出台，在这部标准中，对于月饼的从品种、形态到包装的方方面面做出了事无巨细的界定，这部标准将当时的月饼按地方风味区分为广式、京式、苏式和其它四个大类，同时对于各个口味和外形的月饼做了明确的限定，比如果仁类的月饼中“果仁含量应不低于20%”，自来白类月饼需要“表面呈现乳白色，底呈现麦黄色”;还明确界定包装价格“不超过月饼出厂价格的25%”。
这是一份强制执行的行业标准，这意味着其中各项参数需要得到整个行业的执行，这份标准持续到2015年年底才被另一份标准所替代，后者对于月饼的品种分类、技术参数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更重要的是，新出台的标准并非强制执行的标准，而是一个参考标准。
2013年的终结
至少对于拥有国家一级高级技师资格证的罗森(化名)而言“天价月饼现象真正的终结是在2013年。
在2005-2006年的一波调控结束后，普通市场上的天价月饼确实出现了减少，根据发改委在2007年公布的信息显示，当年中秋普通月饼的价格出现了20%-30%的降幅，高档月饼几乎降到半价。
但这不意味着天价月饼的真正消失，根据相关媒体在2008年的报道，天价月饼的阵地从线下市场转移到了线上，当年中秋，在网络上存在着诸多售价千元以上的月饼，其中最贵的价格超过万元。
对罗森而言也是这样，正是在2006年中秋前后，他做出了职业生涯中最贵的一盒月饼，这盒售价超过1000元的月饼在最终销售时还搭配上了洋酒和茶叶。
罗森当时所在的城市并非国内的一二线城市，这一价位对于当时这座城市的消费能力来说确实是高价，2006年这座城市刚刚兴起的房地产均价也不过2000元。
在罗森的记忆中，当时的中秋节很重要的一部分客源来自于该城市的事业单位，中秋集体采购月饼发放给员工是一种习惯，他们对于月饼的品质要求较高，一般以盒装为主，一盒的价格普遍在300元以上。 共2页 [1] [2] 下一页 广州多家超市月饼撤场大闸蟹上架 揭露黄牛倒卖月饼券生意经:一张获利超百元 中秋过后月饼大促 扬州超市月饼销量是节前数倍 月饼促销价“拦腰斩”走俏款月饼被抢购 今年月饼票锐减8成 黄牛转型收大闸蟹券等补损失 搜索更多: 月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