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似乎并不太在意近年来GDP增长率破七是它自己掉下来的还是我们主动调下来的。似乎也不大能看出来目前的宏观调控是在保增长率还是压增长率。似乎口头上说要告别高增长实际上却又很恐惧掉下来。其实应该问自己：新常态究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还是我们正想要的？
增长模式反转是迭出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
现在主流的观点是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高增长早该结束了。在临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没有一个国家增长率不会下降甚至停滞。这种观点很容易获得现实经济状况的印证而被广泛认可。但这只是一个浮于表面缺乏中国特色的解读。仅就如去掉农民工城市化率其实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而言，增长动力还丰厚得很呢。
西方社会虽然一贯对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持批评态度，但并不否认若政府垄断了资源要素将之集中投入某些生产领域照样可以创造较高的经济增长。这虽然不可持续但也可能保持相当长的阶段。我们可以称此为集权式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增长大致是这么个格局。
集权式的增长是国家的增长。增长的要素资源由国家调度，增长的承担者是国企，增长的结果也由国家掌控。人和物一样只是投入增长过程的要素，只能得到最低的收入并维持最低的消费。由于国家只关注若干重要产业的发展，所以整体产业结构是畸形的、缺短的。人民仍然是贫困的。
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却又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的更高的经济增长。我们一直是用发展了市场经济来解读其奥秘的。而改开年代的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城市企业的放权让利和随后更多的个体户、私营经济。和先前的集权式增长相比，这是一个增长诱因、增长动力、增长主体发生了根本改变的经济制度的转换。
其最根本的特征是人民群众成为了增长的主体。他们可以创业并享受发展的成果，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致富。这样一种增长使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因而有高度的投入激情。我们可以把这种增长称为普惠型增长。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原先作为计划经济主体的国企也不断探寻自身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
虽然蜿蜒曲折，但总体上民众自身的经济在不断扩大，国有经济在缩小(不足的是没有在这过程中将国企的定位搞清楚，留下了制度反转的隐患)。这是持续三十多年的高增长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一国的经济能摆脱固有状态进入高增长其首要原因一定是制度变革。
但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对这种增长格局的转换一直存在争议。2003年国资委成立(一个全民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设立一个只为某一经济成分服务的公权机构其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这可视为制度反转的标志。
那位退休时声称只要被认为是忠臣就很满足的首任掌门人将做大做强当作国企的首要目标，明令央企如做不到本行业前三就要被兼并。此令一出，国企纷纷强势介入在高增长时期景气很好的竞争性领域。他们挟道义制高点以及由此派生的政策支持和要素供给，以行业整顿为名，进行实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兼并。民企成了明日黄花，国企成为了行业主体，并进一步占据金融市场 和资本市场。只要有公有身分，就容易在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圈钱。
作为市场化改革成果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大为弱化，变成了以国企为中心的政策性配置。国企不关心价格信号，不在意供求关系，不研究行业趋势，唯尽全力扩大产能以求做大做强。由此可见，产能过剩是国企做大做强的直接后果。国进民退是这个方针的伴生结果。前者直接导致集权式经济增长虽加了杠杆依然难逃面临极限而失速。后者使普惠型经济增长丧失诱因。尽管最近国务院派出多支部级首长领队的调查组下去调查民资投资下降，带回来的结论却并不触及这一要害。增长的制度反转是我国经济增长跌出高速区的基本原因。只不过跌出之后睁眼一看恰恰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于是就拿这个来说事代替了制度分析。
增长制度反转更突出的表现是政府偏离公共服务的本职而成为了市场逐利者。这也许始于八十年代价格改革的双轨制，其后就愈演愈烈。虽然近年来在不断的简政放权，但政府垄断资源主导资源配置的局面并无根本改变。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最中国特色。其他领域也是只要得到政府支持就能占领市场。这就使得权贵利益集团挤占市场，民企的生存空间日趋狭窄。而本来由政府主导惠及民生的各项公营事业也背离公共服务的宗旨变成了逐利的垄断行业。而动用强权来处理经济关系日渐成为政府的偏好。城管执法驱离小商小贩、强拆、强行兼并、动不动停业整顿、查扣执照、吊销、没收财产等虽饱受诟病仍时发生。这些造就了民众不断被榨取、营商成本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所以不断被市场驱离的异已的经济增长。有本事的逃离，逃不掉只好苟活。
也有一些民企把握住了机遇趁势而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注入了红色基因与体制成功对接。成功的民企权贵化，其示范性是非市场指向的。近几年的互联网+似乎掀起一波创新热潮，但已经丧失了八十年代改革发展最宝贵的草根基因。一种新技术或新的商业模式，如果不能大规模地持续烧钱，罕有成功可能。
在新常态中延续的旧格局
以上简略的分析说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于制度创新的中国经济至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发生了增长制度的反转。西方人称为经济民主的这种普惠型增长被扼制。政府直接进入市场，垄断发展要素，以国企为平台，将公共产品变为赢利产品，国民财富向上流动和集中的集权式增长比重越来越大，日益削弱来自民间的增长诱因和动力。这是增长率下降最根本的内源性制度因素。至于很多其它原因都只是第二位的。遗憾的是由于对这一要害认识不清或不愿面对而大大延误了时机。
上个十年的中后期，国际金融危机传递了增长率下降的压力，但当时却没有认为是“新常态”来临，仍力图维持高增长。但采取的办法是继续沿袭并大大强化集权式增长。这样做虽然有很多当时的理由，其是非功过已成春秋。但很难否认这是构成三期迭加的直接原因。更严重的是集权式增长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权贵利益集团，要搬走他们已难如移山。以致新常态了，决策思维却难以更新：
不敢突出国企的主要职能是公益性的，依然坚持要做大做强。一些新的提法如政府对国企要从管企业为主转为管资本，并要放大公资作用等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和进步。只要这点不作调整，增长格局就别指望能转换。
不敢明确去产能的主体是国企。钢铁、煤炭、水泥等是过剩产能最集中的行业，其制度原因就是早些年通过兼并成为了国企呈威的江山。如果是民企，产品积压设备闲置债台高筑亏损累累了决不会硬撑，早就接受市场讯号自觉调整了。或者银行等债权主体早就把它干掉了。如今这些行业中的大国企若看其债务结构不少早已破产，但却靠着政府的庇护如同特护病房中的特殊人物占用过度医疗做僵尸硬挺。从借新还旧到借新还息到干脆债转股，拖死自己不算还要拖死吸收了全民存款的银行。莫非下一步银行再玩一次不良资产剥离重新注资充实资本金？前些年我倒是说过若不改革这些事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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