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2013年以后，书号的成本有望降低。
新成立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2013年7月取消了其部门职责20项，涉及出版领域13项、广电领域7项，其中，取消书号总量调控的职责一项让出版人感到十分兴奋。
“没有书号总量就是说出版社拿到书号更容易了，可能我们的成本会低一些;另一方面还注明说要创新书号管理方式，也许将来我们可以获得取得书号的资质?”吴佩认为，只要书号真正放开，那些空壳的出版社必然会被民营出版所代替，“至少可以这样联想。那样我们跟出版社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放开书号还很远，不是近期的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要放开书号，首先是必须建立新出版社的准入机制，并且要建立出版社的退出机制，完全将出版社交给市场，这样的改革在目前还很难做到。但目前已经允许出版社和民营出版公司互相参股、合资，其实有条件的民营出版完全可以以这种方式获得书号。”
肖东发所说的出版社合资早在2009年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便已经实行，其中提到“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开展国有民营联合运作的试点工作，逐步做到在特定的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上，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在图书策划、组稿、编辑等方面提供服务”。
但由于出版社与民营书商之间实力差距巨大，往往是组建后的出版集团出资后收购改组书商，如原来的共和联动被凤凰出版集团收购后更名为凤凰联动，就是典型的案例。
但更多的民营出版商并不想将自己辛苦建立的品牌拱手相让。北京时代华语董事长朱大平就坦言，自己曾多次婉拒了几家出版社的合作意向。
“第一，很多民营公司缺乏规范，国有资本能否控制得住?第二，合作初期双方有新鲜感，但国有出版社的一些劣势是否会渗入民营公司，也是我所担心的。我认为出版社不能涉足太深，否则会拖累合作;第三，如果国有控股而民营弱小，双方可能互相不放心，也会产生问题。”朱大平曾表示，书号的资源对于时代华语而言吸引力并没有那么大。
而另一家知名民营出版商新经典文化则选择了风险投资—2013年，由红杉资本向其注入1.5亿元人民币。在出版业，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而国内的大型出版集团资产基本在百亿元左右。
“在国内，摸爬滚打了20年后，有品牌价值的书商也就是那么几家了，他们的目标都是上市筹资，除了出版策划之外，还要建立自己的发行体系。而对于一般的公司，像我们这样的，跟出版社合作是很不错的选择。”吴佩说。
文化产业新憧憬
出版业主管部门的变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成立，是2013年文化圈最无法回避的话题。当年7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编制)方案正式公布。
尽管管理方式差别甚大，但出版和广电两个部门所主管的报刊、图书、广电行业都同属于准入困难、管理严格之列，并且在文化体制改革大潮中都有着尚未完成的任务。
“这对于激发文化产业的活力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新的总局仍需要对整个文化管理体制进行更深一步的改革，这样文化的春天才有可能真的到来。”肖东发说。
根据“三定”方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机关行政编制为508名，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4名、国家版权局专职副局长1名，司局领导职数77名。虽然领导职务减少了一半，但与原来的编制相比，实际上只微缩了10个左右的编制，其实基本上还是两个部门的原班人马。
而实际上，广电和出版两个部门至今仍分开办公，甚至连部门网站也依旧分开，丝毫看不到整合完成的迹象。
但人们认为，新总局的机构在完成合并之后，也有可能与文化部一起组成真正的“大文化部”。
“新闻出版广电的转企改革基本都已经完成，新部门主要是进行行业管理。但文化部涉及到很多无法改企或者难以改企的单位，比如博物馆等，暂时难以合并也是情理当中。”肖东发分析道。
“相比较而言，新总局的成立更为顺理成章，一来两者在行业管理上的共性比较多，二来是合并管理的呼声都比较高，目前出版和影视的互相跨界已经屡见不鲜了，如果还分开管理，就会出现问题。”肖东发表示。
“人为的机构分割、产业分割，往往会束缚发展的手脚，从报纸、期刊、图书、广播、电视、电影六大行业，乃至网络，完全可以用文化这条主线，一以贯之。”著名出版人海飞说道。
（时代周报 崔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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