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白内障手术，将爱尔眼科（300015.SZ）摆在了知名抗疫医生、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的对立面。
2020年最后一天，一篇名为《武汉某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爱尔眼科治眼 致右眼视网膜脱离近乎失明》的文章在网络上传开。艾芬称，自己在接受爱尔眼科的白内障手术后，右眼视网膜脱落，近乎失明。由此，她质疑爱尔眼科治疗不当，做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前未彻底检查眼底是否变性。
艾芬因在抗疫中的敢言之举，而为大众熟知。“我不是医闹，我是一名医生。”2021年1月4日，艾芬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多次强调，并指“他们（爱尔眼科）压根不承认错误”。
当天，爱尔眼科官方公众号上发出最新核查报告，坚称“艾芬右眼视网膜脱落与本次白内障手术无直接关联”。这让艾芬无法接受。医疗纠纷迅速发酵，双方各执一词。
对峙仍在持续，而在资本市场，身陷舆论漩涡的爱尔眼科在2021年首个交易日遭遇挫败。
1月4日，这家市值刚刚迈过3000亿元的民营眼科龙头盘中一度逼近跌停。当天收盘，爱尔眼科收报68.22元/股，暴跌8.91%，全天成交额高达111.5亿元，市值较前一交易日缩水约275亿元。这也是爱尔眼科近两年来最大的一次跌幅。不过在1月5日，爱尔眼科估价企稳，收报69.06元/股，微涨1.23%。
近年，爱尔眼科屡次因医疗事故和“擦边球”式的营销推广被投诉。时代周报记者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统计，2014-2020年，爱尔眼科作为当事人的医疗损害相关案件共计75起，对患者的赔偿金额从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
1月5日，时代周报记者多次致电爱尔眼科董秘吴士君，但未获接听。
屡屡发生的恶性事件，正给了以三级连锁模式、标准化复制、高质量管控为傲的爱尔眼科当头一棒。
艾芬重申，“我不是为了钱，是为了真相，为了防微杜渐”。这一次，爱尔眼科将如何度过难关？
“院中院”模式完成原始积累
爱尔眼科的两位创始人陈邦和李力都是湖南人，两人分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爱尔眼科屡次对外澄清，公司高管当中没有莆田人，但爱尔眼科起家依靠的恰是与“莆田系”一样的“院中院”模式。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莆田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进军医疗市场，在各大医院开设“老中医”、性病门诊等。及至九十年代，社会资本办医的口子打开，公立医院开始兴起“科室承包经营”模式。“莆田系”进入高速发展期，承揽了皮肤科、男科等创收能力较弱的科室。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陈邦也开始做起眼科医疗生意。陈邦并无医学背景，17岁即已入伍从军，退伍后干过装修，倒腾过食品贸易，投资过海南房地产等诸多项目，但都没成功。
创业失败后，陈邦注意到，有人通过承包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眼科赚了大钱——自费买一台白内障治疗设备，放在六院眼科做白内障手术。失意的陈邦嗅到了商机，认为抓住综合医院对眼科投入小的痛点，投资设备与医院合作这件事值得大胆一试。
1997年，陈邦掏出3万元积蓄作为首付，分期付款买回一台德国白内障治疗仪，和长沙市第三人民医院合作成立白内障治疗中心，这即所谓的“院中院”模式。
眼科疾病覆盖全生命周期，包括屈光不正、干眼症、视网膜疾病、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视光（如配眼镜、OK镜、隐形眼镜系列）、屈光（含角膜屈光手术和晶体屈光手术）、白内障是眼科三大盈利来源。
“和其他专科相比，眼科对专业设备和医师的依赖性极大，需要大量资金进行支持。而民营眼科机构可以通过连锁的模式摊薄资金压力，比公立医疗机构的优势更加突出，并因此成为专科医疗中最成熟的一条赛道。”1月5日，一家私募基金医药行业研究员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
陈邦切入这一广阔市场，如鱼得水，两三年便迅速完成原始积累。
好景不长。2000年，国家监管部门开始对公立医院“院中院”进行整治。政策的不确定性迫使陈邦不得不另谋出路。2001年，陈邦收购长沙钢厂职工医院，创立爱尔品牌，自立门户。此后，他陆续在沈阳、成都、武汉等城市开设分院，生意逐渐做大。
2009年10月上市时，爱尔眼科在长沙、武汉、重庆、上海等地共拥有19家子公司。其中，6家子公司在2009年上半年仍为亏损状态。上市时，爱尔眼科的主要营收由长沙爱尔、武汉爱尔、沈阳爱尔、成都爱尔等8家成熟老院贡献。
资本驱动疯狂扩张
医疗行业内有句老话，“金牙、银眼、铜骨头”。
据国家卫健委2018年公布的数据，我国近视人数已超4.5亿。另据中华医学会数据，我国60至89岁人群白内障发病率约为80%，90岁以上人群白内障发病率高达90%以上。
庞大的患者数量成为了支撑爱尔眼科扩张的底气。在早两年的股东大会上，陈邦常说一句话：眼科市场足够大，爱尔眼科没有天花板。
然而，在公立医院，眼科是个相对边缘的科室。据国元证券的研报，眼科整体收入水平和利润贡献度在公立医院相对较低，“创收”能力远不如肿瘤、心内科、内分泌等科室。统计样本中，眼科在三甲综合医院平均年收入为0.2亿元，收益率为-7%。共2页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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