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3万元实际成交金额在原一审判决中神奇的变为了35.635万元。根据判决书显示,判决崔海生以35.636万元乘以三倍的总价赔偿高思思损失。
差额的2.336万元去哪了?崔海生认为,涉案车辆是先卖给优信,优信加价后再转卖给高思思,或有优信工作人员拿走做了回扣,优信在庭审时则表示是增收的服务费。7月15日,网络开庭当日,崔海生及辩护律师几番追疑,优信方面并未给出直接回应。
无论归系何种费用,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转账记录显示,2.336万元的差额被优信方收取。这意味着,优信系在该单成交中获利约7%,也与其宣传中声称的“零服务费零附加费”相悖。
崔海生代理人许桂林律师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以35.636万元的金额作为赔偿基数,这对崔海生并不公平,且也不合法。
崔海生称,庭审中,经核对原告提供的北京市龙诚公证处调取(2017)京龙诚内民字第1734号《公证书》原件,发现《公证书》遗漏核心内容,仅保存对高思思有利的部分,《公证书》不真实。崔海生已经与北京市龙诚公证处联系,要求北京市龙诚公证处撤销不真实的《公证书》。
崔海生向记者透露,因高思思提供假《购车合同》、不真实的《公证书》等事宜,认为高思思提供伪证并涉嫌诈骗,或涉嫌刑事犯罪,已向北京市顺义区光明派出所报警。
作为中国二手车第一平台,优信为“车族”提供更快捷好省的交易方式,但也发生多起买卖合同纠纷。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凯枫租赁共有346条法院公告,其中多为融资租赁纠纷及买卖合同纠纷;优信公司有80条裁判文书,其中多为买卖合同纠纷。
优信二手车乱象
优信作为中国最大的二手车品牌,近年来遭遇多番争议。在本案中,购车者高思思称其购入的宝马x5系“问题车”且无法通过优信平台最初承诺的进行全额退款;二手车车商崔海生在通过优估公司158项评估鉴定后,因为33.3万元的卖车款而面临约170万元(退一赔三约143万元,另有约30万元的鉴定费诉讼费及律师费等)的实际损失。
崔海生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6年其卖车之际,优估公司鉴定项目为158项,如今酌升为315项,优信系称经检测后车辆会被认证为“优信认证二手车”,享有多方保障,但实际上产生的检测纠纷很多。
高思思于2016年12月通过优信158项鉴定后购入涉诉车辆宝马x5,2017年1月,高思思称该车辆出现行驶问题,随后陷入漫长的追赔过程。
除此之外,根据网络公开报道以及聚投诉等相关投诉平台,记者查阅到数名消费者对优信的举报及投诉,主要涉及“用‘假’检测糊弄消费者”、“不退保证金”、“强制安装GPS收费近万元”、“套路贷”等。
值得注意的是,原一审判决中显示,崔海生因涉嫌篡改涉诉车辆公里数,被认定为虚假宣传。但崔海生称其从未调表并亦未向高思思保证过公里数。除此之外,为涉诉车辆进行158项车辆检测的优信方面在原一审判决中未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在二手车行业中,里程数调表系最为大众熟知的灰色地带。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拨打优信客服电话进行咨询,优信员工称,经优信认证的二手车,优信对其里程数确保,“保里程数”这一条款能够写进《购车合同》中,若消费者后期发现车辆里程数被调,优信方面可无条件退款或进行赔偿。
除优信系在检测鉴定等方面被市场多番诟病外,或还涉及另一“细思恐极”的法律问题。
根据崔海生在法庭供述,其和同行与优信二手车交易时发现,《购车合同》上多仅有买方信息,卖方信息则为空白。“这既为优信卖车提供便利,后期若出现纠纷,优信方面也容易解套。”崔海生推测称。
因从未就涉诉车辆签订合同,却被原一审判决认定为车辆卖方,崔海生认为自己实在是冤。那么,消费者从优信平台购入车辆,究竟谁是卖方?
对此,记者在与优信客服沟通中问及二手车系优信为卖方还是原车主系卖方时,优信称所有车辆均为优信售卖,系优信经检测后购入并停放自有仓库,购车合同签署的卖方亦为优信。
前述优信工作人员表示,在消费者购车前后,优信方面会履行三次质量检测服务,以确保其检测出来的二手车不会出现质量问题。
北京二手车车商崔海生、高思思与优信在2016年12月被一辆宝马x5牵至同一纠纷中,至今没有结论。作为体量巨大的上市公司,优信方面也许会有专业的律师团队为该买卖合同纠纷奔波往来,但崔海生除了财务账户被锁,自有住房被查封外,在其短短的二手车职业生涯中已拿出3年的时间奔波自证清白。
因上市公司强大的信誉背书,诸多消费者前仆后继奔赴优信平台选购心仪车辆,甚至不惜背上贷款成为“车奴”,却因车辆真实使用情况而多番折返于法院以寻求公平正义。不知此前深信优信平台的消费者高思思又有何感想?本报将持续关注此案。
来源:华夏时报 记者 贾谨嫣 翟亚男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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