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汇源果汁正式被香港联交所摘牌退市。
半个月前，汇源集团发布公告称，朱新礼辞去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授权代表、策略及发展委员会主席等职务，由原执行董事鞠新艳接任朱新礼职务。朱圣琴辞任公司执行董事。
这意味着，执掌汇源多年的朱新礼和女儿朱圣琴一同退出汇源果汁董事会。
曾经享有“国民果汁”之誉的汇源集团，黯然卸下上市名企的光环。截至2018年3月30日停牌前，汇源果汁股价为2.02港元，较2007年上市首日开盘价已下跌76.98%。
“汇源的情况不容乐观，仅靠自救很难翻身。”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余明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汇源集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系统性问题，从资本、产品到品牌、渠道均存在问题，“好比一个重病患者已经面临多脏器的衰竭，致命的危机正在袭来，急需外部输血救治”。
梦碎并购
时针拨回十三年前，朱新礼带领汇源成功登陆港交所时的高光时刻。
2007年2月8日，汇源在香港联交所公开发行。招股发行4亿股，招股价为6港元，筹资规模达24亿港元，一举创下了港交所IPO募资规模纪录。
一手创立汇源的山东汉子朱新礼，被誉为“果汁大王”。从零开始的汇源集团，一跃成为国民食品的标杆品牌。
汇源的国民热度从股票认购热情中可见一斑。仅上市当日，汇源股价就大涨66%，按超额倍数计算，汇源果汁成为香港联交所史上第4大新股。汇源果汁的国际配售部分，获得了超过200倍的超额认购。
资本市场的光辉战绩给了朱新礼深厚的底气。2008年前后，朱新礼开始大举扩产，不仅加速投资建厂，还掷下重金布局“汇源生态圈”。而2008年的可口可乐巨额并购案，又给汇源的扩产计划添了一把火。
2008年9月，美国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宣布计划以200%的溢价，每股12.20港元、共计179.20亿港元全额收购汇源果汁，资料已交商务部审批。这是可口可乐在当时的中国、乃至自身发展史上的最大一笔收购。
为了贴合对方的渠道体系，同时自抬身价，朱新礼早早就开始为汇源的“修整出嫁”做准备。
一方面，精简下游销售渠道。从2007年底到2008年底，汇源的员工数量从9722人锐减至4935人，销售人员则从3926人减少到仅剩1160人，而全国21个销售大区的21名省级经理已基本离职。
另一方面，进军上游供应链。2008年下半年，朱新礼开始涉足果汁产品的上游环节，在湖北、安徽、河北、宁夏等多个省区重金投资，建设“汇源果园”和“果树银行”，布局“汇源生态圈”，仅两个月就耗费20亿元。
朱新礼大手一挥，改变了汇源的命运走向。按照他的预想，可以在拿到可口可乐的钱款后，加码并逐渐掌控上游水果种植资源和水果加工业务。
在朱新礼看来，未来形势一片大好。
意外突如其来。并购消息一出，立马引发了一场民族品牌的“世纪大讨论”。2008年正值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刻。“汇源卖身”与“民族品牌”“食品安全”等话题紧紧捆绑在一起。
新浪发起的一项由7万网民参与的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82%的网民都持反对态度。“民族品牌怎能卖身求荣呢?”收购案遭到海量声讨，朱新礼与汇源也遭到激烈的舆论攻击。
面对外界排山倒海的质疑，朱新礼并没有过多解释，而是把手机直接扔在了办公室，一个人跑到老家临沂的一个山洞里，独自待了整整三天。
“这三天我是麻木的，说不上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说成功，有这么多的人不高兴、骂我;说失败，我把这个企业带到现在没有坑害过任何人，不管是就业、果农还是税收，都从中受益。”再一次站在媒体面前时，朱新礼敞开了心扉。
但朱新礼的坦诚并未扭转局势。2009年3月，中国商务部以《反垄断法》为依据，叫停了这项并购案。
商务部的这则否决令曾在国内引发广泛的争议。即使到今天，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企业并购案件仍然是为数不多的被商务部否决的案例之一。
“可口可乐和汇源都是饮料的大企业，如果并购成功，可能会形成很强的市场支配能力，从而可能对行业内的其他上下游产业链造成不公平竞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也有观点认为，商务部在这起并购案中的审查透明度不算高，尤其用《反垄断法》来保护同行中小企业的做法仍然值得探讨。
“所谓并购会影响国家饮料安全的言论，是过度放大了的。”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院长余明阳认为，并购会对行业竞争情况产生影响，但大可不必上升到民族保护主义，“不可否认，激烈的舆论反应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务部的叫停决策”。
多元化之殇
“ 如果2008年交易成功，汇源已经是1000亿级公司了。”此后多年，朱新礼不止一次地表露过自己的遗憾。
并购计划破产后，汇源不仅失去成为“千亿级公司”的机会，销售体系也遭到重创，朱新礼此前为汇源被收购所做的准备开始显现负面影响。
2010年前后，为了重建销售体系，汇源的销售人员曾一度暴增到17000人，但为了减少支出，汇源在2017年又把员工裁减到3965人。几年间，朱新礼仍然在加快“汇源生态圈”的布局步伐，企图以此缓解资金链紧张。
“并购案突然被叫停，公司前期所做的配合与调整需要推翻重来，对于汇源来说，掉头难度很大。”余明阳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原本是希望通过多元化经营来缓解资金压力，通过外围来支持主业，结果却导致了更大的资金窟窿。”
为了实现“大农业”和“生态圈”的战略梦想，朱新礼不惜砸下重金。
除并购案前投入20多亿元在全国多地建设工厂，朱新礼还加快了投建各种生态园区的步伐。仅农业产业园区项目，北京汇源集团(伊春)有限公司、建昌汇源农谷万亩生态农业基地、汇源生态产业钟祥发展有限公司、汇源密云生态产业园等5个项目，计划投资额已经超150亿元。
即使到了负债累累的2018年，汇源仍然计划进入云南布局康养小镇和果园基地建设等，综合规划项目拟投资达3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汇源在全国范围内投资建设的园区并未全部投入使用，甚至有许多园区工厂和生产线长期处于闲置状态。
2014年，汇源在与对外投资者沟通时透露，在全国已经布局的48家工厂中，产能使用率不足30%。由于闲置产能占用大量资金，且公司盈利状况不能提供足够现金流，进一步导致汇源资金链吃紧，不得不向银行大量贷款。仅2014年底，汇源账上的短期银行借款就达到31.3亿元。
“我曾考察过汇源在山东某地的工厂，偌大的园区空空如也，全套自动化生产线完全闲置，看门的几十号工人无所事事吃白饭。”曾有意与汇源集团合作的北京时代量子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祝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诸如此状的汇源工厂在全国多地存在，“由于产能严重过剩，即使拿了地方的政策优惠，圈地贷款建了厂，也并没有真正投入使用”。
激进拉长的新战线迅速带来重压。从2011年起，汇源果汁连续7年扣非净利润均为亏损，而且亏损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到2017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115亿元。
眼看汇源的财务状况恶化，朱新礼也仍然没有放弃汇源的“大生态”宏图。
截至目前，汇源集团已在全国10多个省区规划与建设了20多个农业产业园区项目。北至黑龙江伊春、虎林，南至云南普洱、海南陵水，西到新疆布尔津，东到吉林柳河县，纵贯南北，横跨东西。
“大企业布局生态圈无可厚非，关键在于量力而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汇源而言，大举布局新业务、裁撤基础业务的做法无疑是欠妥的，“尤其销售是企业的重要现金流来源，砍掉销售且不重建，并重金投入外围新业务，这对企业资金链的伤害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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