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网、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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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师徐倩介绍说：“杀死细菌的药物叫抗生素，抗生素吃到体内之后，或者说你治病时候用到体内，它会把你体内的有益菌有害菌都会杀死。从食物残留当中来看，我们如果吃了带有抗生素残留的食物，长期的话会导致肠道菌群紊乱，或者体内细菌产生耐药性，以后遇到大问题再用抗菌素，就会觉得没有效果。”
同时营养师提醒，除了麦当劳的鸡肉产品，现在不少养殖的动物体内都会含有抗生素。作为消费者，控制好肉类的摄入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抗生素对健康带来的危害。”
比如我们全天对荤菜的要求，连鸡蛋在内，净肉不超过120克到200克，如果你在这个范围内能够不超量，相对来说，（抗生素）对我们的损害还是有限度的。”
不过医学专家警告称，为促进动物生长和预防疾病而常规使用抗生素是导致抗药性强的“超级细菌”产生的原因之一。“超级细菌”每年造成至少23万美国人死亡，并对全球健康构成“灾难性威胁”。
其实，关于抗生素的使用问题争议不仅仅在麦当劳，这个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有。前两年，一直存在“一块鸡肉两个标准”的争议，源于麦当劳宣布在美国停用抗生素食材的新闻，这引起了舆论对其“歧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意味的质疑，据报道称，该新闻在英国引起了舆论反弹。外媒报道，英国有一个慈善机构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电邮运动，呼吁消费者向麦当劳总裁史蒂夫ž伊斯特布鲁克发送电邮，希望这一措施在全球实施，而不只是局限于美国市场。
其实，早在2015年3月4日，麦当劳就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将在两年内过渡到只采购没有使用过“对人有重要影响的抗生素”的鸡肉。据《消费者报道》特约撰稿分析，麦当劳根本没有针对任何具体的国家特殊对待。分析认为，不管是麦当劳还是其他食品公司，任何经营举措都是为了赚钱——赚其他国家消费者的钱，也赚美国消费者的钱。
麦当劳是美国最大的鸡肉消耗商，他们的这一决定将会迫使其他同行跟进。这样的市场变化必然导致鸡肉供应商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又将升高养殖成本。最终，这一成本增加到底有多少，还有待于市场来确定。在短期内，这些成本可能是产销供应链中的环节来承担，但到最后，一定是市场重新洗牌，产销链每一级中的胜利者都会是赚的更多——他们赚的钱，最终不是来源于鸡，而是来源于吃鸡的人。
分析进一步认为，至于“歧视”“双重标准”之类，只不过是一些人的受迫害妄想而已。因为，在美国之外的市场，麦当劳对鸡肉市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能否改变鸡肉中的抗生素使用状况，他们只是一个小的玩家——即使是想施行美国的采购决策，也只能是付出更高的代价让供应商按需生产。至于多付的成本，最终还是要由消费者来承担。简而言之，有多少消费者愿意承担由此增加的成本，改变之后能否帮他们赚到更多的钱，才是他们决定是否改变的关键。
然而，归根结底，中国消费者表达的担忧则是希望得到一个更加安全健康的食品环境。毕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和消费国。根据2012年美国《科学》杂志报道，中国年产抗生素达21万吨，其中近一半用于牲畜的养殖。
“在中国，为动物治病和为加快生长而使用抗生素的情况是未被监测的，这常常导致抗生素被大量使用。从动物粪便中广泛检出高浓度的抗生素残留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朱永官及合作者在他们发表的论文中写道。据他们估计，中国畜牧业中使用抗生素的量至少是美国的四倍。
相对于麦当劳表示的始终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而言，在中国抗生素滥用其实一直是畜牧养殖业的痛点所在，此次麦当劳事件也正中下怀，公众对畜牧养殖业使用抗生素的担忧并不仅仅是针对麦当劳。
在中国停用路漫漫
麦当劳并不是第一家宣布停用抗生素原鸡肉的企业。
在此之前，美国很多快餐巨头陆续加入到停用抗生素的行列中。2015年10月，赛百味宣布自2016年开始在其美国餐厅供应不含抗生素的鸡肉和火鸡肉。2015年12月，棒约翰宣布在2016年夏天前停止出售使用过抗生素的鸡肉。百盛集团旗下的两个快餐品牌——塔可钟和必胜客也已承诺将2017年作为停用含抗生素鸡肉的最后期限。
从麦当劳关注抗生素使用到决定美国市场停用人用抗生素经历了13年，那么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多久能够停用？或者，实现畜牧养殖业的“抗生素安全”还需要多久？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在接受采访时也同意“合理使用抗生素是必须的”观点。她向记者解释称，“停用抗生素”是有特殊界定的，畜禽不用抗生素是相对的概念，美国禁用抗生素指的是不用人类抗生素，而欧盟从2006年起就全面禁止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即无病防病，用了促动物生长的那些抗生素。美国麦当劳此举会缩减动物用抗生素的种类和数量，但如果美国和欧盟的鸡病了，最终依旧不得不求助抗生素，只是用准用的抗生素。
但中国很难与其他一些国家同步，朱毅认为，这首先与中国的抗生素来得容易、价格低廉有关，全球四分之三的青霉素工业盐、五分之四的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十分之九的链霉素类抗生素产于中国，中国是当仁不让的抗生素生产大国；其次，中国人对抗生素耐药性的认识不足，使得其在中国的使用基础太深得人心，人也用得很厉害，家禽牲畜更是如此。
而中国的养殖条件层次不齐也是一个客观因素，养殖者本身对抗生素的警惕性不高，加上一些养殖环境、方式未达标，短时期还达不到完全停用抗生素的要求，这就导致中国要想跟上国际步伐，在饲料中停止添加抗生素，道阻且长。
目前，我们在食物抗生素残留量方面使用的标准是农业部2002年修订的“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而这一标准已经沿用了快14年。就在麦当劳事件引发热议之后，农业部于去年8月18日发布公告，表示自2010年以来，农业组织制定了387种农药在284种农产品中的5450项残留限量标准，使我国农药残留标准数量比之前的870项增加了4580项。农业部提出，到“十三五”末，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数量将达到1万项，形成基本覆盖主要农产品的完善配套的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实现“生产有标可依、产品有标可检、执法有标可判”。
随后，8月2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改委联合14个部门发布《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文件中也提到养殖领域不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是使得细菌耐药问题日益突出的原因之一，并将解决这一问题提上日程。
在谈到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抗生素问题时，食品工程博士、美国食品技术协会高级会员云无心曾在接受《法制周末》采访时说，“抗生素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抗生素抗性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我们可以避免这些‘没必要’‘不恰当’‘滥用’的抗生素，就可以大大减缓抗性细菌的出现。解决抗性细菌最终还是要依靠新的抗生素，而减缓抗性细菌的出现一方面可以使现有的抗生素具有更长的生命力，同时也为科学家们找到新的抗生素赢得时间。”
而对于国内畜牧养殖业使用人用抗生素的情况，云无心认为，国内能否停用人用抗生素，取决于整个社会生产大环境。停用带来的监管成本和生产成本，社会是否能够承担是关键。这不是监管部门一纸文件就能解决的问题。（来源：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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