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夏天，将成为上海近145年来最热的夏天。7月28日，上海连续第11天日最高气温超过37℃，这是上海有气象记录以来连续酷暑最长的一次。
高温天气极大地刺激了网约车出行的需求，然而“打车难”问题却持续困扰这座城市的用户，即使因极端天气导致动态调价机制启动，也难以抚平用车需求的高峰。
“你已经是我今天的第16个客人。”司机袁礼（化名）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7月28日这一天仅仅早上他已经完成15张订单，甚至忙碌得没有时间休息喝上一口水。
作为拥有上海户籍的本地居民，袁礼是网约车行业的宠儿和幸存者—按照滴滴此前曾披露过的数据显示，在上海已激活的41万余名司机中，仅有不到1万名司机具有上海本地户籍。
袁礼是网约车司机中的例外，更多的司机正在或被迫或自觉地离开这个倒退的行业，尤其是上海和北京新政中对户籍的严厉要求，将门槛抬高至远高于出租车行业的标准。
尽管曾抱怨过网约车平台减少补贴后自己的收入锐减，但袁礼也清楚知道自己相比那些没有户籍而被迫离开的司机幸运得多。“最近有时候接单要跑到5公里以外的地方，你就知道这工作的供需完全是不对等的。”在袁礼看来，网约车这份工作不确定性太大，“你甚至不知道下个月政策有什么变动，随时面临失业风险”。
这是网约车新政落地一年后的缩影，也是滴滴和Uber中国合并一周年后未曾料到的局面—网约车正式获得了合法身份，但这个行业似乎没有变得更好：资本在退潮，司机在离场，用户在抱怨，网约车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困局。
与几乎濒临倒闭的易到相比，这一年的滴滴是幸运的。即使已经是高达450亿美元的估值，滴滴仍然能从软银等投资者手中获得新一轮超过55亿美元融资，无人驾驶、国际化、新能源汽车乃至共享单车的投入依然对资本市场充满吸引力和想象空间。
但与一年前强势合并Uber中国时相比，这一年的滴滴是不幸的。无论是因合并Uber中国所带来的阵痛，还是网约车新政的承压，滴滴犹如驶向了无人区，想要抵达彼岸却不知路在何方。
司机去哪儿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6月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滴滴出行总裁柳青用这一句中国的古老名言来形容滴滴在供给侧改革上的努力，“去年有1700多万的司机在滴滴平台上赚取收入，其中有400万来自于去产能省份的钢厂、煤矿、退伍工人队伍。”
但这1700万司机已经被网约车新政紧紧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新政之下，像袁礼这样的幸运儿并不多，即使是符合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户籍要求，想获得网约车驾驶员证也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认证和考核，这进一步减少了网约车司机的数量。
根据日前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透露，目前全国有130家网约车公司平台已开展网约车业务服务，其中滴滴出行、神州专车等19个网约车平台公司已在相关城市取得经营许可。不过，全国各地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只有10万本，车辆运营证约5万本，主要原因是网约车考试的通过率较低。截至今年5月4日，广州网约车驾驶员考试通过率为21.5%。上海2月份的通过率数据不足50%，深圳6月的数据为21.3%。
全国各地只有10万名网约车司机通过考核，这意味着仍有大量的司机徘徊在合法的边缘之外。一个可以参考对比的数据是，仅仅是滴滴这一平台，在北京的司机注册数量便超过110万，活跃司机也有20万。
司机的大幅减少，直接导致网约车的运力倒退甚至严重不足，“打车难”问题再次抬头。根据滴滴出行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早晚高峰打车难度同比分别增长12.4%、17.7%、13.2%、22.5%。
对于不少外地户籍的司机来说，尽管补贴取消后收入大幅下滑，但网约车仍然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毕竟滴滴能够为去产能省份提供400万个就业岗位，这一数字相当于每年新增就业岗位的1/4。
尽管新政的门槛过高，但滴滴等网约车平台也难以等来政策重新放松的时候，网约车对出租车造成的冲击倒逼后者进行改革。以广州为例，近日广州市出租车协会与价格协会就表示，希望提高司机收入，吸引更多人开出租车，最终提升广州出租车服务质量。
不过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太多赞同，多位专家均对出租车涨价的异议，认为单纯涨价不能解决出租车的问题，出租车的利益分配和服务质量都应该引起重视。“出租车司机说饭都吃不饱，怎么可能为你很好地服务，这种说法本身不对，不允许议价、不允许绕路、不允许拒载，这是出租车运营条例里面有的，这是规矩，不守规矩就要处罚。”广东省政府参事、华南城市研究会名誉会长王则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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