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做检测之类的成本，利润很小的。跟做骗子的获利不在一个层面。”王海强调。公司主营三种业务，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曾经，一家知名净水机品牌慕名而来，付给他50万元，拜托他打击假冒产品。
相对于普通消费者和商家，法律界人士却更多持支持态度。在他们看来，职业打假人一般具有专业的辨假能力和维权法律知识，索赔成功的几率也会大很多。职业打假对净化市场和消费者利益保护都具有积极作用。
“如果商家没有假货，你紧张什么？如果你有假货，或者对自己经营的商品不自信，那就应该赶紧采取措施解决假货问题，而不是一味地纠结该谁管不该谁管。”陈音江说，“客观上，如果没有职业打假人，消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也很难起到真正的惩罚作用。”
从单打独斗到团队作战
“打假是个技术活儿，不能靠经验。”望着堆到天花板的酒，王海说。
经过两个多月的行动，已经有保健品、酒和海产品三个项目打算走司法程序了。团队里的4个律师时刻待命，只等待检测结果出来，就能进行下一步。
相较于十几年前的单打独斗，如今的王海不论是在人员力量上还是在质检维权的力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他办了一个热线，每天都能接到好几个爆料电话，这批出了问题的酒，也是这样“撞进”了他们的视线中。
还是在今年夏秋之际，有一天，王海收到一段视频，视频那端的爆料人拍了一个没有生产许可证的商家，利用酒精勾兑酒来冒充粮食酒。
看完视频，王海马上安排人取证，证实了这段视频的真实性之后，他从这位经销商手里买进大批白酒，送检。据王海透露，除了利用酒精勾兑酒来冒充粮食酒之外，这次的“战利品”里，还有添加塑化剂的。
“不过依靠爆料还比较少，更多的是自己的团队找出来的。”王海说。在他的团队里，每个人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比方说我要打肉类产品的假，那我找的人，要么就是做过肉类生产的，要么就是做过检验的，总之，肯定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
随着他打假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其他热心打假的人士也会将爆料提供给他。“毕竟他在法律这方面比较懂。”
北京人李承顺（化名）也是一名热心打假的人士。2005年，李承顺在洗澡时，洗澡间正好有台洗衣机在洗衣服，他吸入了洗衣液挥发出来的化学物质，当即窒息。
恰巧王海也关注了这个洗衣液品牌，只不过当时他关注的点是，其中的化学成分是否致癌。受到伤害的李承顺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联系了王海，告诉他，这种化学成分并不致癌，你们的研究方向错了。
两个立志打假的人就这样隔空成为战友。李承顺英文好，对电器了解深，这些年，帮王海找出了十多个问题产品。
并不是所有的打假都一帆风顺。
几年前，他们盯上过一种果脯，“在江苏找了好多家机构检测，都检测出了甜蜜素，但拿到北京检测，就是什么都检测不出来。”王海说。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放弃了这个案子。
在全国，他们有三四十家常去的鉴定机构，每年花在检测上的费用就有二三十万元。这不仅因为他们送检物品数量巨大，为了避免检测方造假，只有在确保两家以上鉴定机构都检测出有问题，他们才会进行下一步行动。
但这仍然免不了官司缠身。2014年9月，王海团队买了一种宣称是用冬虫夏草为原料的保健品，送检之后，发现并没有虫草素。在整理了所有的证据之后，王海提起了诉讼，但被对方反诉为侵犯名誉权，向他索赔500万。
原以为证据在握的王海，一审败诉了。王海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正好就在今年11月11日。
法律收紧职业打假行为
“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为了钱。”谈起即将开庭的这桩官司，王海说，“这东西我们买了5万多，假一赔三，就算赢了也就15万。但我们投入的人力和财力可不少。”
打假二十多年后，他更精明，也更加平和。
作为打假第一人，他买到的假货屈指可数。买东西前，他都会把人家商家的信息翻个底朝天。“先了解主体信息，什么人卖的；再了解他所介绍的产品功效有没有科学依据；再看成本和售价。”有报道称，他上街买个包子，都要拍下来人家面粉颜色正不正。
早年的时候，他还跟成都的药监局掐起来过，这些年，他越来越乐于跟政府部门合作。在深圳打假的时候，带了八九十个人，跟在警察后面去一个制假村。没起冲突，对方看他这阵势，没等进村就跑了。
虽然力量与声势壮大，但他仍然很谨慎。他从未在媒体前摘掉墨镜。二十多年来，形象一直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讲，这叫“风险管理”。
揪出制假者，这是让他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但这样的成就感还能维持多久，还是个未知数。
今年8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是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
在很多职业打假人看来，此条条例意味着法律对于职业打假行为的收紧。
“不能说因为他们是职业打假人，他们的打假行为中掺杂自己的利益，维权就得不到保护，否则企业便可以因此逃避责任。”律师岳屾山说，“维权的最终结果，是要企业为商品质量承担责任。”（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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