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的前一天晚上，促销的鼓声愈来愈密，直到8点多，王海的两个手机还在轮流响起，他给下属布置了100万元的抢购任务，一天了，才花出去一万多。
如今，他已不仅仅是职业打假人，还是好几家公司的老板。接受采访时他刚刚下班，饿了顺手拿起桌上的枣夹核桃塞入口中——这枣夹核桃也是买来检测的。“可能是二氧化硫超标吧，”他无所谓地说，“有时候你没办法避免这些。”
这是他打假的第21年。1995年，他买了两副索尼耳机，意识到可能是假货，便又买了10副，并依据《消法》提出了双倍赔偿，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一人。二十多年来，从实体店到网络平台，他隐藏在墨镜之后，行走在“打假”与“商人”之间的平衡木上，在争议之中成就着自己的事业。
注册多个ID“备战”双十一
箱子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里面大部分是酒，还有若干保健品。价值三十来万，都存放在王海天津的办公室里，等待检验。
这只是一部分，据王海介绍，为了“备战”双十一，他们在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的十几个收货点，分批购买了大约价值60万的白酒。
这个双十一，他将主要目标锁定肉类、保健品和服装等，预计索赔1000万。
战役从两个多月前起就开始了。由于上了多家商家的黑名单，王海不得不注册了多个ID，在不同的地方收货。即便如此，他还是屡被商家发现。10月2日购买的一批1万多元的服装，下单之后，商家提示，已经没货了。但同天几乎同时，王海团队的另一个账号购买的同一批货却顺利发货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自从开始在电商平台上打假以来，他已经有三十多个账号被列入了黑名单，其中，有些商家直接跟他说，你的ID已经被列入了黑名单，因此不能发货。
有的，甚至快递都已经送到楼下，而被商家紧急召回。王海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今年八九月的时候，他们盯上了一款保健产品，花9万多元买了一批，快递送到楼下，没等接收就折返了，并告诉王海，说是厂家召回，再问厂家，厂家说，是快递把我们的货物给弄坏了。
为了能顺利完成双十一的行动，王海从9月起，就出动了七人战队，开始挑选“重点打击对象”。打击的主要目标，就是销售榜上排名前十或前二十的产品。
小组中四人负责找项目。先小批量买一些目标货物，拿回来自己测试，试纸也是从网上买的，测试出的确有问题的，则送到实验室去再次检测。
两个多月来，他们从100多种产品中重点揪出了十几种。
“这个工作的难度其实并不大，”王海说，“有问题的太多了，闭着眼都能找到。”
如果两个不同的实验室检测结果都有问题，剩下来的事，就要交给采购人员。三位采购人员用不同的账号大量购买这十几种产品，囤在不同的地方，攒够一定数量再统一运到北京和天津的公司里。
10日，王海又拨出100万元给采购组，准备晚上双十一再抢购一波。购物车已经填满，就等午夜的到来。
从实体店到互联网
11日下午3点多，抢购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他的100万采购金，才花出去16万。相比较他花钱花得艰难，电商们在这场狂欢中，几乎是顺势就赚得钵满盆盈。三个多小时后，阿里发出通告：“交易总额突破千亿，其中无线成交额占比82.42%。”
互联网经济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也改变了他的打假生态。
2014年之前，他只有商超和电商两支队伍，随着微商的发展，到了今年，他又组建了微商打假队，所打击的假冒伪劣涉嫌欺诈的案例，一半来自于互联网。
但相对于实体店，电商打假更有难度。实体店的虚假宣传主要是产品广告、说明书和外包装标注等，证据容易获取，也容易保存，电商的虚假宣传除了说明书和外包装标注外，还经常出现于互联网平台上，如果没有及时通过截屏等手段保留证据，网站修改内容后就很难搜集证据。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告诉北青报记者，电商通过互联网远程、虚拟交易，无法像传统交易那样眼见、耳闻、手触，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产品的存在，加上交易手段又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和快递商品，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没有实质接触，因此电商出现虚假宣传和假货的几率相对更大。
正因为这些问题，很多职业打假者并不愿意在电商方面投入太大精力，因为取证与诉讼都比较麻烦。
“你看这些微商，就跟游击战一样，连人在哪都不知道。”王海打开微信，展示着一家微商的公号。他告诉北青报记者，不少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微商都是在朋友圈卖东西，这比在淘宝、京东等平台上维权更困难。成立微商打假队以来，他们接了两三起微商打假的项目，但最后都以和解告终。
“但互联网购物是一种趋势。”王海说。从锁定目标起，他们就做好了每一步的证据保全，包括网页截屏、购物实时录像。对于涉嫌价格欺诈的目标，还要阶段性记录商品价格，同时，还要把取证的材料送到公证机构做公证，把购买的物品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作为中间方，电商平台负有审查义务和事后补救的义务，如果购买的商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应积极协助维权。”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屾山解释道，“消费者如果发现商品问题，可以要求平台提供商户的信息，如果提供不出来，则可以向平台来主张权利。”
阿里巴巴公关部的相关员工称，他们一直在跟假货和虚假信息作斗争，并利用大数据进行打假。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假货作斗争，我们也有更多的品牌商能加入进来帮助我们打假，至于王海怎么做，那是他的个人自由，”对于王海这种职业打假人，阿里公关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对他没有什么态度，我们坚持努力做好我们自己。”
是正义，也是一门生意
和摩拳擦掌等着12点“一键下单购物车”的普通消费者不一样，他可不在乎打折，只想把这项100万的购物“专款”都花掉，按照《食品安全法》对于食品安全的规定——“消费者购买了生产者生产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可以获得10倍赔偿金；食品销售者即经销商，销售了‘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才承担赔偿损失，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逐利”，这是很多商家对他下的定论。尽管职业打假人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但外界对这个群体的争议一直存在着，有人称他们为“市场清道夫”，有的却指责他们为索赔而索赔。“他们说我不算是真正的消费者，”王海好气又好笑，“我买一瓶酒，非得喝掉或者送人才算是消费者吗？”
他并不掩饰对于利用索赔来赚钱的盈利形式，也不在乎外界的评价。“打假这件事情，本身就能实现正义。跟动机无关。”王海说，“我做这个事情，盈利不是第一追求。”
如今，他手下有三组打假队伍，近三十人，每个月，他要为此而支付30多万元的工资。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依靠打假索赔，这个团队已经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王海告诉北青报记者，今年到现在，他因打假而获得的赔偿已经有五六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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