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活跃于北京中小超市的“恶意打假人”已形成了一个江湖。“恶意”打假人通过调包、自带假货等形式打假，调包香烟是打假中最常见的套路;对于业内比较知名的打假人，通常会被厂家雇佣为保护人，有知名企业每年数万元给打假人发“封口费”。
1 今年6月，北京某超市内，一中年男子提出要买香烟。监控拍下其调包过程。
2 男子将手伸进怀中去拿事先准备好的假烟。
3 男子拿出假烟准备调换，真烟被其藏在身后。
4 调包完成，将假烟放回柜台。而后，超市被投诉销售假烟。
6月1日，密云警方在一打假人车中发现其准备调包的过期食品。
中间白衣打假人涉嫌采用调包方式对超市进行敲诈，目前已被刑拘。
6月26日，如常的日子，一男子走进了通州一家超市。
“给我拿条烟。”
“你要什么烟？”
“中华的。”
就在店主转身找钱时，男子从怀里掏出一条一模一样的烟，熟练而迅速地做了调换。
“西凤酒给我拿一瓶。”
“这些230。”
“要230？”
男子表现出对价格的不满，拿回钱，离开超市。
这是通州超市行业协会会长陈辉（化名）提供给记者的一段视频。调包者正是近期频繁出现在北京各中小超市所谓的“职业打假人”。他们专门拿假货调包商家的真货，隔天再从商家找出假货，然后以合法打假的名义进行敲诈。
数年内，活跃于北京中小超市的“恶意打假人”已形成了一个江湖。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的“新消法”实施一年后，2015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的消费者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同期增长了10.3倍。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对案件增长“贡献”最大。
在严格遵守法律的职业打假行为之外，采用调包、自带假货等非法方式进行敲诈的案例屡见不鲜。合法打假的崛起，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消费者权益、净化市场的作用，而其中乱象，又激起了新的矛盾，导致了不同打假群体对立。
一位打假人表示，现在恶意打假越来越多，因为有利可图。
“打假英雄”还是“敲诈刁民”？
调包香烟是打假中最常见的套路。
在一段超市老板提供的监控中，有两男子进入超市买香烟，售货员拿出一条红色香烟放在柜台上，然后转身拿别的东西。
穿黑色外套的男子迅速将香烟揣到自己怀里，另一男子从怀里掏出一样的香烟放在柜台上。随后黑衣男子离开超市，疑似出去放货，回来又要求再买一条。
然后，两人互换着重复调包、出门、回来;再要货、再调包，就这样，短短的13分钟内，他们调包了六次，最后没买任何东西就离开了超市。
这还没完，此后，两人再次出现在超市，买回之前调包的假烟，并向超市索赔。因有视频为证，当然索赔没有得逞。
不过，这种恶意打假现象，在北京的小超市内时有发生。
4月10日，昌平某镇超市突然来了食药所工作人员。称有消费者举报，在超市购买的价值10元的豆奶粉已经过期。
老板罗云(化名)一头雾水，她说“超市每天都会查验货架，不该有过期食品”。
4月19日，罗云接到通知前往食药所。她发现，被同一时间举报的还有其他8家超市。
与罗云一起被投诉的超市老板刘会（化名），在被打假人以罚款10万的要挟下，被迫赔偿了2000元。刘会描述，举报人称从他家购买的冬虫夏草未标注不能给婴幼儿、孕妇食用，要求拿2000元了事儿。“这够不够罚你10万吧，有这一个就靠谱了”，在与打假人的会面中，打假人这样说道。
事后，9名老板组建了微信群。罗云将食药所给他的举报人号码发到了群里，发现9家超市的举报人是同一个人，在当地超市界颇有名气，遭遇过此人“打假”的大有人在。
罗云回忆，几位到场的超市老板都有些愤愤不平，认为遭遇了“敲诈”。但如果不接受调解，针对自身被抓住的“短处”，处罚金额又远远高于协调金额。
最终罗云选择“私了”。
“到超市里寻找快过期商品，找到后藏到犄角旮旯，过几天，产品一过期，再把它拿出来。”职业打假人陈陆(化名)透露，那些单独行动的打假人往往以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挟超市，并且屡试不爽，只要能证明产品过期，超市至少要赔钱给“打假人”。
根据目前的法律法规，发现过期产品，不足500元按500元赔偿，只要找出一点毛病，都是500元起。
在超市老板们的同行群里，有同一个打假人，以掩藏商品或调包等方式一天光顾十几个超市，不少超市因为货品众多，很难监控到产品被人恶意藏起来。
处罚之外的灰色地带
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本是一条有利于约束商家的法规，现在却被某些打假人钻了空子，成了他们发家致富的“杀手锏”。
“知假买假受法律保护。如果恶意打假，就有敲诈的味道了。”一位从业多年的职业打假人这样形容。
某大型连锁超市的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单单是该超市今年上半年因打假人而接到的法院传票就有291张，索赔金额达50万元，这还不包括因为索赔金额不大而“私了”的数目。换句话说，上半年132个工作日内，每天该超市的法律顾问都得至少跑两趟法院。
与罗云一起接受调解的8位老板，均被举报出售的商品存在问题。如果不接受调解，都将面临处罚。
在与打假人几次电话接触中，罗云试图约对方见面，“最起码知道钱给了谁”。
几番催促后，对方有些急了，在电话里大声说：“你在我身上多耽误一个小时我就到你超市多去一趟!500块对我来说就是个小屁钱，我是看在食药所的面子上给你撤诉。”
虽然挨了骂，但罗云还是坚持见面。对方指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7月6日，罗云在北京城东一处地铁站旁见到了打假人——一名骑着摩托的青年男子。
“以后小超市就不去逛了，要钱太麻烦。”青年男子拿了500元现金后当着罗云的面给食药所打电话，撤诉。事情了结。
有商家解释，“打假人就把食药所当枪把使，就拿这个压着超市，你这个按规定罚五万，跟打假人私了后，千八百元就能了事儿。”
“‘调解’有一个先决条件，需要双方同意。我们的原则是，能罚款一定罚款，既让超市长教训，又要控制恶意打假人收钱的意愿。”通州区马驹桥镇食药所所长栾辉告诉记者。
不过，栾辉也承认，有些情况下他们还是倾向于调解的：“罚款额度太高，有的小超市一年就赚几万块，根本无法承受。”
对此，有消协人士介绍，确实有一部分打假人属于恶意的“混钱”行为。这些大家人在心里是有“底价”的，如果维权部门不能够满足他们的价位，他们就会进行行政复议，甚至行政诉讼，在这个过程中，先关部门就要陪着复议，这极大地浪费了本应用于普通市民消费维权的行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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