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2011年6月3日18：00之前，孙安还是雅培公司的“高级医药代表”。他说自己接到一条短信后就“被离职”了。周平虽然现在在经营自己的生意，但因为早年在医药行业的从业经历，使得他还一直和这个圈子里的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孙安就是其中一个。

　　孙安承认，网上公布的三份《专业服务协议》是自己和同事所为，当新金融记者问及谁都知道这会成为证据，医生为什么会签这个协议时，孙安说，“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孙安自称之前在雅培的职务是“高级医药代表”，在其工作的西部某省，雅培的“高级业务代表”共11人，分成两条线，麻醉线6人，消化线5人。线是根据所做产品的不同划分的。在其工作的城市，雅培没有办公地点，大家的工作全凭“自觉”。如果同事间需要沟通、交流，需要开会，大多在咖啡厅进行，甚至还会在区域经理的家中展开。

　　据孙安介绍，这份协议是由雅培公司发给他们的，同事们用的都是这份协议，只是和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生签而已。但雅培公司没有从上到下的文件，让大家怎么去做。作为员工都是授意于上司的。

　　随后，孙安向新金融记者提供了其中一份协议的复印件，并在有签名和公章的地方贴上了小纸条，他说：“做医代做到最后，和医生就是朋友了，现在还不想公开这家医院和这个医生的信息。”

　　这份协议复印件显示：给医生的回扣是按麻醉药——七氟烷(喜保福宁)的使用量来计算，价格为0.5元/毫升；而对于每月手术室使用七氟烷20瓶(每瓶250毫升)以上者，每月月底支付“观察费”2000元。在2010年4月至11月间，该医生收受了1.6万元的“观察费”。

　　据孙安介绍，另外两份协议的“观察费”分别是1.37万元和1.78万元。面对三份同是“观察费”，但内容却不尽相同的质疑，周平说，“观察费只是一种方式。至于内容，你是做生意的，一双鞋卖给甲120元，卖给乙140元，可遇到第三个人的时候，那人杀价杀到80元，你卖不卖？你核算一下，还赚钱，肯定会卖的！”

　　据两人介绍，由雅培公司生产的七氟烷(喜保福宁)，目前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大约有20%，国外能达到80%。至于回扣的计算方式，与医药代表担负的销售指标有着密切关系，一般占医药代表销售指标的8%~10%。

　　孙安向新金融记者表示，2010年他全年销售额约200万元，经由他手的回扣金额就高达到16万元。2010年，在西部某省的年销售额约1000万元，被送出去的回扣也就高达80万元。据周平保守估计，在全国，像孙安这样的，雅培高级医药代表大约有2000多名。

　　周平介绍，给医生回扣还有很多方式。现在很多药企以学术的名义、旅游的名义、科研会议的名义等很多隐性的方式给医生“好处”，这么做就是为了“影响医生的处方习惯，以达到销售药品的目的。”

　　雅培中国“正在调查”

　　据周平介绍，在整个利益链条中，雅培公司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一环。

　　但在雅培涉嫌行贿医生以促进销售被曝光的同时，雅培方面公开表明了公司的态度，第一，雅培正在调查；第二，雅培已经报案；第三，疑似前员工报复。

　　那么，事发后第三天，雅培调查进展如何？是否立案？如果立案，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前员工又为什么要报复雅培？带着诸多疑问，新金融记者在6月10日，拨通了雅培制药总经理萧经世的电话。

　　就行贿行为是否是公司行为，萧经世毫不犹豫地说：“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其余问题，我会找相关负责人来回答。”之后就匆匆挂了电话。

　　当天14：00左右，新金融记者对雅培公司公关部相关人员进行了电话采访，该人员表示，雅培会严格遵守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在员工上岗前后都会进行多次的培训，雅培方一直在致力于维护崇高的职业道德及商业行为准则。

　　在此次贿赂事件经调查若属实，是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时，该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我不清楚。现在，雅培正在展开全面调查。”当被问及调查方式和进展情况时，该工作人员再次表示：“不清楚。”

　　随后，新金融记者问及相关部门是否立案时，该工作人员的回答更令人惊讶：“我只知道报案了，但是在哪报的案，进展如何我都不是很清楚。”就疑似员工报复一说，该员工表示，这是公关部其他同事对媒体说的，至于为什么这样说，她不知道。

　　当天16：00，雅培公关部另一工作人员再次致电新金融记者表示，已将记者之前提交的采访内容进行了回复，并发至记者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