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锅一哥”海底捞遇到了大麻烦。
截至6月23日，海底捞再创调整新低，短短四个月，市值蒸发2600亿港元。跌跌不休的态势，引起媒体广泛关注，“海底捞大溃败”“海底捞掉入海底”等论断纷至沓来。
在交流会上，媒体追问掌舵人张勇：“海底捞未来是否会维持业绩的持续增长？”他耿直回应：“作为海底捞最大的股东，我是不抱有希望的。”
几乎与海底捞同步，颐海国际也在跌势中不断滑落。据媒体报道，较1月份创出的历史最高价147.891港元，目前的股价已经暴跌超66.9%，市值蒸发逾1000亿港元，同时花旗、麦格理等投行均大幅下调其目标价。
关键是，近些年，颐海国际大力推进“去海底捞化”，且取得一定战绩。
据颐海国际2020年年报显示，公司向海底捞集团以及蜀海供应链集团等关联方销售火锅调味料产品的收入下降15.3%。从整体业务看，关联方占公司销售收入的比重也从2019年的38.8%下降至2020年的26.6%。
推进“去海底捞化”，并未冲击颐海国际的营收。2020年，颐海国际实现收入53.7亿元，同比增长25.2%；归母净利润8.85亿元，同比增长23.2%。
即便如此，股价跌势仍然“神同步”，这不免让人疑惑，海底捞要拉颐海国际“下水”？
深度捆绑
从一开始，颐海国际就和海底捞深度捆绑。
这种关系，首先体现在创始人身上。海底捞实控人张勇是颐海国际的大股东，拥有35.6%的股份；颐海国际董事长施永宏同样也有海底捞的部分股份，两人是共同创立海底捞、长期并肩战斗的创业伙伴。
今年1月，分析人士探究张勇、施永宏的关联企业时发现，施永宏的关联企业数为59家，张勇的关联企业数为22家，这些公司与张勇、施永宏之间，与海底捞、颐海国际之间的关系“有如俄罗斯套娃，一层接着一层，我们很难辨别”。
具体业务上，彼此的连接更紧密。
颐海国际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05年。当时，随着生意越来越火爆，海底捞着手建立火锅底料生产线，为所有门店供货，后来产能扩大，开始向第三方供货。
2007年，颐海国际拿到独家、免费、无限期的“海底捞”商标使用权，并且是海底捞唯一的火锅底料供应商。
这一行动，被认为是海底捞扶持颐海国际之举，颐海国际因此获得“特权”。
随后，海底捞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开始“发威”。在C端市场，颐海国际几乎不用投入市场营销成本，就能吸引无数消费者，而在B端市场，海底捞5年6倍的门店扩张速度，为颐海国际带来大量订单。
到2015年，颐海国际已经在中国中高端火锅底料市场占据30%的份额，位居行业第一，海底捞的品牌助力居功至伟。
品牌助力，不只间接推动，还能直接产生高溢价。以2020年为例，一公斤的火锅底料，打上“海底捞”标签给经销商平均可以卖到30.1元，另一家火锅底料头部企业天味食品只能卖到22.66元。
正因如此，据新零售商业评论观察，时至今日，不管是颐海国际电商旗舰店的名称，还是火锅底料包装，“海底捞”都是被着重凸显的关键词。
除了业务，在资本市场，颐海国际也享受着海底捞加持的巨大红利。
2016年，颐海国际在香港主板上市，每股发行价3.3港元，2017年年初曾跌至最低值2.78港元，但到2019年，其股价最高已经达到48.45港元，累计上涨1454%。
2020年9月2日，颐海国际股价已经涨至133.4港元；较发行价，短短数年，涨幅超过3940%，“大约是同一时期茅台股价涨幅的5倍”。
今年1月，颐海国际更是创出历史最高价147.891港元。
颐海国际之所以能成功，研究者提到了产品的顶层设计、销售管理制度以及不断被重口味教育的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而“海底捞的背景”被摆在众多因素中的第一位。
“强绑定”的结果，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海底捞股价下跌，颐海国际也随之走下巅峰，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应对策略，“去海底捞化”的权重日益加深。
加速进击
其实，早在2017年，颐海国际即开始发力摆脱“海底捞依赖症”。
这一年，颐海国际成立合资公司推出自热火锅产品，其中颐海国际占60%权益，合作公司占合资公司40%的权益，而这40%的权益，掌握在张勇夫妇手里。
看起来仍然是“捆绑模式”，但和此前不同，颐海国际引入产品项目制，运用项目负责人来进行产品的开发和推广。正是得益于这一策略，颐海国际推出的自热火锅产品，迅速成为爆款。
换句话说，实控人为战略新品“启航”，更新管理制度来“续航”，这套“组合拳”使颐海国际在方便速食产品领域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
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节点是，2018年底，颐海国际的经销商渠道收入，首次超过了海底捞等关联方所贡献的收入。
网友直呼：“这无疑给了颐海国际‘去海底捞化’的莫大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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