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影院！”
三天前，人民日报评论部的这句问候，道出了电影人、商业地产人与更多普通大众的心声。
180天的等待后，人们终于迎回了影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似乎是与老友的重聚，与真实生活的重新连线。
作为社会空间的影院，也许正因此种特质，而具有物理性的存在意义和商业性的市场价值。
而在业界的视角，无论复工能否带来复苏，我们都已经在思考，影院业态还将走向何方？商业地产与影院，还将如何共生共处？
本期，我们详述历史、略谈商业，从中国影院的过去，寻找关于未来的发现。
引领新兴商圈的萌芽
在中国，影院与商业空间相伴而生。
1905年，俄籍建筑师潘·瓦·科勃采夫在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创建伊留季昂电影院。这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电影院。
两年后，北京东长安街北，有外商开办了京城第一家电影院——平安电影公司。彼时，该影院有200个座位，装修考究、设备完善，但只对外国人开放。
1913年，有商人“因见大栅栏大观楼商业萧条，特集合股本多金将该楼内容改造，白天演唱女落，晚间试验电影”。前门大观楼影楼自当年7月开始营业，生意异常发达。
还在无声时代的中国电影业，自此进入一段快速生根发芽的时期。有数据显示，到1920年代中期，除港澳台地区，国内电影院总数已超过140家，其中北京约13家，哈尔滨、天津、汉口各有10余家。美国商务部当时的统计结果则显示，中国18个主要城市，有106家影院，共68000个座位。
北京的影院中，4家在前门附近，分别是大观楼影院（1913）、新世界电影场（1918）、游艺园电影场（1918）和花园电影场（1918）；如今以apm购物中心而闻名的东安市场，彼时则有真光电影院（1920）和开明电影院（1921）。这些内置电扇、抽风机、抽水马桶、电光设备，外有西式建筑风貌的新奇空间，为旧北京的居民创造了完全不同于书场、戏园、茶馆的娱乐体验。
当然，在全国范围内，电影业最为繁荣的还属上海，其影院硬件水平、上映影片质量、观众欣赏素养，都明显优于其它地区。
有意思的是，上海影院的萌芽可以说引领了上海商圈的初代升级。经历过“点映”为主的1910年代，1920年代大多数的新建电影院，都自发地跳出了南市老城厢和南京路两大传统商圈。新式娱乐“不屑于“与两地的戏园、酒肆、赌窟为伍，转而集中分布于公共租界北区的新兴商区——虹口——一带。
同时，由于商人、侨民、文人、苏浙粤移民逐渐聚集，虹口很早就形成了现代的市民文化和娱乐生活方式。
电影院作为最时髦的娱乐场所，在这种“士商想混”的环境中相当受欢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居于景云里的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载了8家影院的21次观影记录，其中18次是在虹口。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影院出现之前，以戏剧为代表的娱乐消费方式，是听觉为主、众人共庆的喧闹体验。
影院，则带来了黑暗安静的环境、整齐合理的布局、集中于银幕的视觉焦点，与旧有的娱乐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正在开化的国人有可能感知、体验、学习、模仿那些超出他们既有认知的事物。
观众在影院中的观赏、消费、评价，同时也为影院的物理实体赋予了文化和社会性的意义。
同步于中国最初的城市化与现代商圈建设，影院开始向“目的型文化娱乐消费场所“发展，并推动了这一概念的社会共识。
讲述民族意志的公共空间
然后，动荡的年代开始了。
30-40年代，民族资本涉足电影产业之时，既要面临外资垄断市场的困境，又要在日伪政权的文教控制中求得生存。
1935年，联华影业推出国产片《天轮》。这部“重磅巨制“却几无渠道进入国人视野——如果要在美商投资的上海大光明戏院上映，《天轮》必须接受只能公映两天且3:7分账的严苛条件（联华影业3，大光明戏院7）。
中国影片公司既无余力，自创戏院，并且往往为拍片问题，和戏院不能协调。这情形，谁都明白于整个的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并不很好。同时，和好莱坞，似乎有些背道而驰的现象。
——《青春电影》1940年某报道
1937年成立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到1941年时，已经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全国76座影院。同年，另一日伪背景的中华电影公司成立，并很快控制了106家影院，其中54座用于放映日本影片。
在此不利局面下，国产电影和民族影院仍然实现了重要突破。
在需求侧，作为民族意志载体的电影，因为这一时期票价水平的大幅下降而快速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以上海为例，当时的新兴工业基地——闸北和曹家渡地区，就曾经历影院数量直线攀升、观影消费迅速普及的阶段。去电影院看电影，成为区域内工人群体的普遍休闲方式。
按1930年代上海社会局的调查数据，工人家庭平均每户的年娱乐花费为2.4元，约占家庭总开支的0.5%。而上述地区的闸北大戏院、山西大戏院、奥飞姆大戏院等影院，票价最低在2角左右，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可以看12次电影。普通工人去影院观影，既不必再受交通不便之苦，其家庭经济能力也足以承担。
在供给侧，1943年上半年，北京最卖座的10部电影，均出自中国影人之手。这一时期，以恋爱为中心或所谓”大题材中国电影“的作品，在日本的“大陆政策”压迫下，仍然折射出中式的道德图景、民族影像和家国梦想。不仅不同于好莱坞，也与日本电影机器的价值观有明显反差。
在成都、重庆，以往只对娱乐片感兴趣的观众，开始喜欢题材严肃的国产影片，《桃李劫》《空谷兰》《风云儿女》等影片“连映十余日“，受到人们的热捧。在广州，但凡有抗战影片上映，影院就被挤得水泄不通，七七事变后的《卢沟桥事变》《淞沪前线》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抗战热情。
动荡年代中，影院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社会价值。电影的大众化普及，与国产电影的逆境突围，为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影院也因此成为了，象征社会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公共文化空间。
狂潮上演的舞台，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跨过近半个世纪，影院再次进入一个急速演化的节点。
关于80年代电影产业的一些数字，如今看来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发行放映卷）》的数据显示，1985年全国有18.2万个放映单位，当年观众人次217.6亿，产生放映收入13.57亿元。而2019年，全国院线银幕总数为69787块，城市院线观影人次为17.27亿。
当然，由于统计方法等方面原因，80年代的数据并非完全正确。但在很多中国人的记忆和感受中，当时大众观影热情是远远高于现今的。
由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去电影院看电影，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唯一的娱乐选择。在上海等地，甚至出现了专门放映小众艺术电影的“探索影院”，如“红旗”“平安”“嵩山”影院等。如《黄土地》那样的艺术电影，在放映初期也能做到场场爆满。而像《少林寺》这种“动作大片”，二刷三刷万万是不够的，连刷十遍也并不为过。
电影学者单万里先生，在回忆他80年代观影经历时，曾提到：
1984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意大利电影回顾展，尽管该馆尽可能多地安排放映场地和场次，但仍无法满足观众狂热的观影需求。一票难求，以至于竟出现了有人以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换一套电影票（40部电影）的疯狂事。
要知道当时北京市普通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约为50元左右，一套意大利电影回顾展的门票为20元，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的零售价却要150元左右，相当于普通职工工资的3倍，电影票价的7-8倍！
在物质生活水平尚且低下的年月，以高于月收入和电影票价数倍的花费看场电影，今天看来很难理解，但对于当年那位“疯狂”的影迷来说，他得到那套电影票时，内心肯定充满了欢欣——尽管这是一种“奢侈”的欢欣。
在这特殊的改革期，影院空间演化出三种典型的社会形态。
1. 单位附属影院
80年代初，北京约有32家单位对公众开放自己经营的影院，主要分布在西城等老居住区。时至今日，西四的地质礼堂电影院仍在运营中。由于单位影院往往不严格检票，与“看电影”同时烙印在老北京人记忆中的，也许还有“逃票”。
2. 社区配套影院
仍以北京为例，80年代政府开始向二环外规划建设大型居住区，如劲松、天坛南门、莲花河等，作为社区配套设施的影院也随之建立起来。劲松电影院至今也仍在运营中。
3. 重新绑定商业的影院
以1987年中影公司召开“全国城市电影院改造、建设经验交流会”为起点，全国影院开始向高档次（空调、宽银幕、立体声、软座席）、多功能（录像厅、咖啡厅、小卖部、茶座、游艺室）的文化娱乐中心提升转变。1988年，全国达到百万放映收入的电影院已经上升到55家。
在此新旧观念激烈碰撞的时期，大众获得了与电影对话的机会，影院逐渐成为一代年轻人个性宣泄的精神家园。更具文化交互性的影院空间，由此在中国人的集体心智中建立和发展起来。
1980年代中后期，以张艺谋、陈凯歌、张军钊、田壮壮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崛起，他们在十年后，会激发出大众对电影产业和影院空间的又一轮痴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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