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市郊，那家十几人的吸管工厂，终于坚持不住，上个月被迫停产了。
解散了部分工人，仅留下几个人维持剩下的订单后，工厂经理张然开始为以后的生计做打算。
他不是莆田人，只能算高级打工仔。在莆田这家吸管厂，张然负责的工作无非是接订单、来料加工、发货，这家工厂只能生产散装塑料吸管，供货国内的一些餐饮企业，技术简单到匮乏。
大约一年前，张然就意识到只生产塑料吸管会很危险，那时他跑去找老板，劝说他应该向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靠拢，研发或引进纸质吸管技术。
老板不同意，理由充分——不少人诟病纸质吸管，不仅喝饮料困难，且作为吸管而言，唯一的功能也成了鸡肋。
“这东西不会长久的。”老板斩钉截铁。
但淘汰塑料吸管，看起来只是时间的问题。2018年，星巴克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纸质吸管，随后麦当劳等企业也跟进，速度之快有目共睹。
在国内，虽然塑料吸管勉强熬过了2019年，但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规定到2020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吸管。
对于张然所在的这间小工厂，一只吸管的成本1分钱左右，财富积累得缓慢低效，一点点风吹草动，就可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最终，政策的强制性，加上疫情之中订单量锐减带来的双重打击，让这家企业蒸发掉最后生命力，在餐饮业溃败之中，一起垮掉了。
张然有时候觉得，自己的现状就跟那只塑料吸管差不多——他要逃离这个行业，而塑料吸管的时间也真的不多了。
在8公里外的莆田市区，6月，公交车站广告牌换上崭新的麦当劳新杯盖广告，上面写着“为了地球，我不‘管’了”，人们驻足观看，却对于替换吸管的杯盖疑问颇多——用塑料杯盖替换塑料吸管，真的环保吗？
莆田市中心，万达广场的星巴克店员不厌其烦地告诉顾客：要尽快喝掉饮料，否则纸质吸管时间一长就会不太好用。
星巴克纸质吸管的bug颇多，麦当劳塑料杯盖换塑料吸管又频遭质疑“换汤不换药”。
但不可否认，国际餐饮巨头对吸管“关注”所掀起的环保浪潮，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那些小而慵懒的作坊式吸管制造企业头顶。
现在，这把剑掉了下来。
“如果没有提前布局（生物材料领域），很多小的吸管制造企业就停掉了。”义乌双童吸管厂创始人楼仲平说。
双童吸管厂是星巴克早期的供货商，但从2007年开始，这家吸管厂就已不在星巴克的供货名单中。楼仲平对此的解释是，“没有自身品牌价值。”
2007年，在中国的塑料界还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这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下称：限塑令）发布。
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被这道禁令所影响，塑料行业的布局悄然改变，在此之后的十二年里，中国可回收塑料相关企业注册总量翻了4倍，总数超过300万家。
双童从那之前就开始布局生物材质等吸管制造，并逐步减少塑料吸管的生产线。在当年，这是一个过于超前和冒险的举动，但到了2018年，当在国际餐饮巨头带动的吸管大换血后，这股潮流迅速反映到双童吸管厂的订单页面上，显现出的数字令人震惊。
2018年5月，双童可降解吸管的销售量，比过去十三年的总和，还要多。
订单和产能不会说谎。一条清晰的订单路径可以描述过去几年生物材质吸管的戏剧性变化：2006年之前，这类吸管占双童总订单量不到1%，十年之后占1%到2%，2015年之后占了3%到4%。
2018年一下增长到55%。
如今双童吸管厂的6个车间，只保留1个生产塑料吸管。
数字的变化，让早已布局生物材质的头部企业感到欣喜，双童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在百万级，对于一家仅靠制造吸管存活的企业来说，研发费用虽然高昂，但显然，双童与莆田那家残喘在时代局势下的小吸管厂，如今天各一方。
而作为全球更换纸质吸管潮流的推动者，星巴克在决定顶住压力“换管”之前，也与它的吸管供货商进行了商议，这家企业叫南京鹏力，是一家国有企业。
南京鹏力最早在2016年开始涉足环保材料吸管的研发，也是麦当劳、伊利、蒙牛等企业的老牌吸管供货商。
其实2018年星巴克倡导禁用塑料吸管时，就已经开始向顾客提供纸质吸管，所以有理由相信，这场轰轰烈烈吸管战争，其实2016年在供货商端，早就悄然打响了。
虽然疫情期间，南京鹏力的国外市场订单减少了50%以上，纸质吸管的成本也居高不下，但好消息是，纸质吸管相比塑料吸管的利润基本持平。
但南京鹏力没有透露星巴克和麦当劳的吸管供货量，不过一组数字也许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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