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黄光裕方面第二次对外发布公开信,指责“个人野心”膨胀的陈晓用“三步战略”窃取了国美的控制权:第一步棋,引入贝恩、笼络高管、“去黄光裕化”;第二步棋:“慷股东之慨”,盲目给部分管理人员期权,变相收买人心;第三步棋:发行新股,联手贝恩,妄图使国美电器由“民族品牌”沦为“外资品牌”。
国美董事会随即对黄家的指控一一反击,并强调打“民族”牌并无任何意义可言:若说国美外资化,早在2004年上市初期已就成为现实了。在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发展至今天,还拿这个(将“国美”变成“美国”的外资论)大做文章还有什么意义?
事后证明,对于已经加入WTO快十年的中国来说,背信弃义的道德仗比“民族牌”的戏码更能激发舆论同情。
陈晓在随后的中报会上指出,过去两年国美6次股价大跌都是由黄光裕被拘、被起诉等事件引发的,而每次大涨都与董事会引进贝恩、发行新的可转债等事件相关。“陈黄之争、股权之争、利益之争,都不是所谓事件的真相。国美内讧的真正原因是黄光裕欲工具化国美,实现对国美的绝对控制。”
舆论争夺战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9月18日,黄陈阵营央视摊底牌誓言一战,邹晓春称对赢得9·28股东大会的胜利充满信心,万一失败,“国美的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糟糕……确实会出现两个国美”;陈晓则澄清自己并没有控制公司的任何想法,迟早会离开国美。不过,他在另一种表述中,把自己定义为国美的第二级火箭,已经被判有期徒刑14年的黄光裕则是第一级火箭。
对于还没有经历下个阶段大规模互联网公众公司熏陶的多数国人来说,家族式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国美是黄家的生意,陈晓是不折不扣的外来人,而陈晓是在“欺负黄家留在外面的女人”,“忘恩负义”、“不仗义”——网民对陈晓的谩骂与支持在贴吧等互联网平台上铺天盖地。
“我没有经验应对这个互联网时代,所有人都可以为自己的话不负责任。”陈晓当时的同盟者竺稼事后道出了这场商战在煽动舆论层面引发的某种荒诞。
不过,业内人士中支持陈晓的则占多数。易凯资本创始人王冉说道,陈晓推动“去黄”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利,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都可以仁者见仁,但其实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一个起码在理论上有可能要在监狱中度过漫长的14年的企业创始人和曾经的精神领袖难道不应该主动推动企业摆脱自己的影子吗?
在借势公众情绪的同时,黄家则忙于周旋在股市、投行、潮汕老乡中筹措资金、争取投票支持,吴晓波在《激荡十年》中披露过一个细节:潮汕邦商人捧着现金去香港联交所,大量购入奄奄一息的国美股票。
财经记者李德林后来在《国美真相》中披露,黄家在与陈晓展开嘴上风暴的时候,其已委托神秘团队密集拜访大量的国际投行以获得资金支持。也有媒体披露,黄家甚至冒着“买票”风险授意神秘团队,可以以20%的股息回报或1%的股权回报来吸引内地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买入国美电器股票。
陈晓则携带“漂亮”的中报、花了两周时间一一拜会国美的海外投资者,以赢取更多投票支持;但更加令黄家不安的是,陈晓可能也在为即将推行的增发计划寻找“白衣骑士”,因为陈晓控制下的董事会有进行20%的再融资以及10%的股票回购的权力,如果找到能够供股20%的机构支持者,黄光裕方面随时有可能丧失控股股东的地位。
从8月27日开始,黄光裕方面先后在公开市场耗资2.9亿港元、4亿港元增持国美电器至35.98%;同时计划将国美商都、大康鞋城等资产变现;黄光裕向国美发一封信函,参与配股的认购要约,要约认购根据现有发行授权可予配发及发行的股份总数(即20%的增发)之55%—65%股份。黄光裕家族代表曾向《商务周刊》解释说,这是为了防范董事会不通知大股东而自行增发的“突袭”。
黄光裕方面还威胁称,如果大股东提出的动议在9月28日特别股东大会上未获通过,且继续推进增发20%股份的计划,大股东有意终止非上市业务的托管。以上通牒意味着黄可能收回其私人公司拥有的“国美电器”商标使用权和370多家非上市门店的管理权,后者每年为上市公司带来2.3亿的管理费。
国美方面则称此举为“虚张声势的威胁”,终止管理及采购协议反而对上市公司有利,况且国美还有“大中电器”和“永乐电器”两个品牌在手。陈晓在接受《明报》采访时还明确表示,“若能令现大股东黄光裕的股权比率下降至30%以下,国美可解除与黄2004年订下的不竞争协议,这也令国美可以在全国范围经营,不再受到限制。”
交战正酣之时,黄家赢面增大的底牌又出现了。8月30日,黄光裕妻子杜鹃缓刑出狱,杜鹃此前长期在香港帮助黄光裕打理资本事务,具有管理天赋,并且更加亲民。杜鹃出狱后随即加紧约见机构投资者,为股东大会拉票。
决战前夕,国美管理层发公开信劝股东做个选择:是选择一个遵循现代企业规则,以股东价值为指引,治理完善的企业,一个战略清晰并有执行力的专业团队;还是选择一个以创始人单一大股东为重的经营思路,从而时刻存在大股东的利益凌驾于其他股东之上的风险。
也有人从董事会与股东会的权力边界和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出发,认为黄家此举无可厚非的。中国社科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孔杰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道,对国美的投票股东来说,重要的不是要拥护谁、反对谁,而是要捍卫一种“公司治理结构和契约精神”,“那就是股东有权对管理层进行约束,维护公司的基本契约关系。
不同于内战50天的刀光剑影,“9·28”决战巅峰上,股东们选出的结果至少表面上让陈晓和黄光裕方面各得其所:陈晓等管理层得以继续留任,但董事会也被免除了增发股份的权力,黄家一直以来担心的股权被稀释警报解除。后来也有报道指出,这种两全的结果,其实是贝恩资本放弃参与供股、试图与黄家关系缓和,并携手拯救国美的一个妥协性方案。
2010年9月28日,国美电器特别股东大会投票结果当晚揭晓,陈晓留任。
对于陈晓来说,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局更难言胜利,正如任志强所说,“国美之争的结果不在今天,而在长期。黄之胜需解决长期问题,陈则永远要与大股东争斗,永无宁日,又何能长久?”
国美战后
不出所料,斗士黄光裕的战斗信号仍旧在闪烁。
黄家发言人在当日的股东大会后就明确表示:陈晓必须离开,国美准备分拆。“创始大股东依然认为,公司过去一年多来的战略方向和经营管理存在严重问题,陈晓先生应对此负责。创始大股东的诉求没有改变,陈晓先生应该退出国美董事会”。
之后,黄光裕家族、贝恩以及以陈晓为代表的国美电器管理层,一直在持续接触。谈判过程中,黄家的筹码还是“非上市门店可能独立”,也做好了独立经营非上市门店的准备工作。10月20日,杜鹃提出,要用一个“一揽子方案”解决“国美今后的经营发展战略、创始大股东在董事会的合理席位、非上市门店的统一经营”等多个问题。
随后,“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陈晓已于12月26日离职”的消息在网络上悄然传播。巧合的是,消息的最终来源被锁定为日后革了连锁家电命的京东CEO刘强东,他12月26日在个人微博上发表“感想”称:“刚看到陈晓的‘离职’感言,记得几个月前我就告诉一个管培生:陈晓必败!因为他把赌注放在投资人身上,一定是被基金当枪使了!这次控制权之争再次证明已经被无数次证明的真理:和投资人只能一夜情,千万别指望结婚!值得很多经理人反思。”
2011年3月9日,国美电器发布公告称,现任董事长陈晓将辞去董事局主席一职,由大中电器创始人张大中接任。被《纽约客》冠以“德商”美誉的张大中,为人低调正派、谦和友善、慷慨大方,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板。
巅峰时期的大中电器,在京占据了40%的市场份额,相当于国美和苏宁加起来的份额。但就在进入快速拓展时,张大中的得力助手胡凯因病去世,加上年纪带来的事业倦怠感,张大中对“继续做大大中电器”失去了兴趣,而且他对中国零售业的未来前景并不乐观。2006年,张大中与陈晓达成并购协议,并约定一年后履约。
但随后陈晓因对赌失败,被迫把永乐卖给黄光裕,还单方面宣布大中电器仍要依照原协议并入国美。张大中十分生气,动用了包括官司、仲裁在内的手段,才跳脱出了陈晓的计划,虽然后来也有传闻称这背后其实是黄光裕在利用永乐“诱捕”大中。几经波折,国美最后以36亿元现金并购大中电器,张大中带着亿万现金离开了家电业。
陈黄交战正酣时,张大中还投桃报李,允诺要无息借款给黄家回购股份,被问起对已经入狱的黄光裕的评价时,他也只是说:“黄光裕非常勤奋,也非常聪明。我现在不想做任何定论。他是一位充满活力的竞争对手,对我有过非常大的启发和激励。”
输掉了这场职业经理人与创始大股东战争的陈晓,在一次演讲中披露了自己的心绪,“在中国,很多民营企业上市以后,企业的创始股东和原始职工之间的财富出现了一个巨大鸿沟。”他似乎意有所指地说道:“中国大多数职业经理人是非常冤屈的,创业股东对职业经理人一直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一种更为理性中立的总结陈词是:在学者赵险峰看来,在创始股东和董事会及管理层之间,只有权责清晰、相互制衡,并着力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信任,才是有效、完善的公司治理。如果大股东能够依法履行职权而非专制、董事会在法律契约保证下能够强势起来、经营层亦恪守本分、循规蹈矩,公司治理就能稳步向法治文明进化。
告别短暂的“陈晓时代”,杜鹃把“稳定军心”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这包括引入全新的危机公关团队,游说投资者,并和国美管理层及员工有效沟通,并在春节前后力邀张大中出任国美董事会主席。
此后,国美重回狼性扩张路径,在3月3日国美电器年会致辞中,杜鹃代表大股东正式公布修正版的新战略,包括非上市部分在内,国美电器计划在今年新开门店480家,年销售增长达40%,重点拓展二三线城市、重新改造门店,20亿-30亿元的电子商务销售目标及到2014年至2400亿元的销售目标。
狱中的黄光裕则被允许通过电话和批复文件的方式掌控国美这座“迷航巨舰”,他仍旧认为家电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跑马圈地形成的规模效应。“在监狱服刑的黄光裕依旧勤勉,但对市场的隔膜以及对管理层的不信任,让他在门店扩张还是单店效益、线上还是线下的选择上举止失措。”时任《南方周末》记者张育群在一篇报道如此描述。
回头看来,国美此举已经十分不合时宜。当时,线下零售连锁已经进入拐点时代,国美此举更像是在给一个漏水的水池不断注水。竞争对手苏宁已经在转型零售商、加速电商化、同时更好地实现线上业务与线下业务的融合方面全面开花。
心绪难平的陈晓还因为直指国美颓势已显,给自己惹上官司。2011年4月底,久未露面的陈晓在自己家中与某记者交谈时称,虽然国美电器经常以低价促销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但实际上其销售价格都已经失去以往的竞争优势,不仅比电子商务高,而且比其他的渠道都要高,而国美电器内部还存在巨大的财务漏洞。国美随即将陈晓告上法庭,官司直至2017年12月才以陈晓败诉完结。
2012年,国美迎来上市八年的首次亏损:由于销售收入下滑以及电子商务业务亏损,亏损额度接近6亿。时任国美主席张大中表示,2012年整个家电行业呈现全局性的下滑,今年对国内家电零售市场和国美而言,都是艰难的一年。时任苏宁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也在媒体采访中指出,国美对方向的认知晚了一些,等到想做又没有钱,心有余而力不足。
竺稼曾向媒体概括外资PE贝恩式投资的代表项目的典型思路:发现具有潜在价值的企业,注资获得较高比例股权,此后,通过帮助公司制定战略计划等方式,协助公司改善经营,从价值创造中获取丰厚的投资回报。
但在这场国际资本与本土企业的交锋中,贝恩被形容为以资本掠夺本土企业的野蛮人,并没有机会深度又良性地参与国美变革和成长红利。
从2007年底黄光裕被捕入狱到2011年3月国美内战正式结束,恰好是渠道模式红利接近尾声的阶段。黄光裕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张近东曾对媒体说,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他就深刻地意识到这种看上游供应商脸色、“低价进低价销”的传统连锁零售商业模式,迟早要出问题。
更广阔的商业世界里,以阿里、京东为代表的电商企业因渠道和价格优势,已经开始引领下一代零售的发展趋势。以互联网为基础性平台的生态则以更高的效率和新的消费者互动关系,重构了零售商业的基本逻辑。
囿于股权之争的国美,原本计划2009年但实际上直到2011年4月,才正式上线国美网上商城,甚至一度有三个电商平台并列存在的状态。2012年底,财新在其对国美电商业务的报道中用了“国美做电商不再犹豫”的标题。当时,代表了下一个电商十年的京东2012年总体交易流水突破600亿元,互联网已经开始颠覆传统家电零售生态。
如张近东所言,苏宁与国美早已不在一张牌桌上了,他要面对的新对手是阿里、腾讯和京东。2015年8月,阿里投资283亿元成为苏宁云商的第二大股东。在互联网进军线下的又一个趋势中,苏宁不仅靠出售阿里股票获取了巨额回报,还成为了阿里重塑线下商业形态的重要盟友。
而在又一个新零售竞争周期中,从2017年初的“6+1”新零售战略,到2017年底的国美“家·生活”,再到2018年上半年正式推出“共享零售”战略,国美的商业模式还在摇摆中。2018年上半年,国美亏损达4.6亿元,目前市值为144亿港元,曾经的竞争对手苏宁市值已经超千亿。
“黄光裕出狱在即”的消息直到今天还只是一个消息。
(来源:新商业情报NBT 邵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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