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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熙出任三星会长以后，在1988年三星集团庆祝公司成立50周年的庆典上，宣布公司开始“二次创业”。1993年是三星集团后来迅速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在这一年，三星内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三星公司由于一味地扩大产品线，快速生产出大量的微波炉等产品运往美国市场销售，结果供过于求，货物积压严重。为了生存，公司不得不折价出售库存商品。因此形成了三星产品廉价低端的形象。1993年，李健熙率领三星的高层领导团队，到国外的主要市场上考查时，发现三星的产品无人问津，这一次考查对公司经营团队的触动非常大，他们开始反思：公司必须进行改革，改变以前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为了在艰难的环境下实现公司的生存与发展，李健熙会长喊出了“除了老婆和孩子，一切都要变”的口号，拉开了三星“新经营运动”的序幕。1993年，注定是三星的命运转折点。2月18日到8月初六个月时间，在洛杉矶、东京、法兰克福等地陆续召开了大规模的“马拉松”会议，参会人数有1800多人，每天会议甚至长达16个小时，与会者经常以汉堡代餐。李健熙演讲48次之多，时长有350多个小时，演讲内容记录多达8500多页。这些会议拉开了三星“新经营”的序幕，载入了三星史册。李健熙在三星发起了“新经营变革”。1994年，他在世界各地的讲话以及关于企业变革的阐述被浓缩成了5万字左右的《三星新经营》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堪称“三星蓝皮书”。“三星宪法”是“三星蓝皮书”的灵魂思想，三星把人性美、道德性、礼节、礼仪规范和行为规范看成是“三星宪法”，是企业的“根本大法”，是每一个三星人必须遵守的“天条”。
1999年，李健熙废止秘书室，成立结构调整本部，但其作用和地位并未改变。
2006年，结构调整本部再次被削弱，人员削减到100名以下，改名为“战略企划室”，剥离秘书、运营等功能，秘书组转为会长直属，法务组则被转到社长团协议会下，但仍然保留了人事、财务的支配权。李健熙曾定位秘书室：“由室掌权，子公司掌财”，意味着秘书室掌控人事任免实权，子公司掌控财务和投资决策。因此，秘书室人员时常受到各子公司总经理的招待。实际上，三星的权、财均由秘书室一手掌控，秘书室员工的薪资也是集团中最高的。结构调整本部晋升的任免状中通常镶有一块黄金，例如，该部前法务组长金勇澈在晋升期间就获得了一块75克的纯金，以彰显其如日中天的地位。秘书室的名称虽然经过多次改变，但三星内部仍旧沿用“室”的称呼，并常将此“室”与韩国总统秘书室相比。在三星集团的组织序列中，来自“室”便是荣誉和权力的象征。而无论叫秘书室、结构调整本部还是战略企划室，其都是三星集团三角经营体制的核心：会长布局长期发展战略；“室”设计方案、分配资源和调整业务；子公司具体实施。可以说，从功能上，“室”既是参谋本部，也是特务情报局，既是组织部，也是监察部，既是财政部，也是发改委。以其家族为核心，三星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上行下效的威权体制。威权下的辉煌与昏聩
三星这样自上而下的威权治理模式，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在这样的体制下，无论个人，还是一项事业，抑或整个组织，隆兴的时候可以迅速蹿升，一片繁华着锦，烈火烹油，因为这样的体制执行力非常高，能一气贯通，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范儿。但在停滞、平庸、甚至低迷的时候，则暗流涌动，病灶丛生，因为整个免疫系统都可能出了问题。也由于这样的体制的压制，平时不出事，一出事必是大事。拿三星第一个登顶全球的业务平板电视来说，正是三星的一意孤行，致使其获得巨大成功。而反观日本诸多技术实力甚至更强的竞争对手，内部战略分歧严重，犹豫不决；外部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最终导致彻底败北。而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三星也有着超乎寻常的优异表现。08年金融危机，三星迅速将众多法人分支机构降级为连发票都不能开的非法人机构，减缩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说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像三星这样的巨型公司来说这并不容易，无数的先例说明，大多数公司非得拖到于事无补甚至破产清盘的境地才有这样的觉悟，而三星至今表现一直很好，未有昏招。
辩证地说，这十几年，在这样的体制下，取得了多少成功，就一定积累了多少问题，因为它天然就不具备自我修正的基因。
其次，三星目前整个事业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节点。在其集团旗舰公司三星电子中，三星手机业务所创造的利润曾一度达到全部利润的90%左右，风光一时无两。然而这样严重失衡的风光本身就是巨大的危机。即便没有此次的爆炸事件，三星手机的市场份额也早已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和挤压，在重要的中国市场，其市场占有率一度跌出前五。虽然三星也在尝试发力新的业务，比如进军医疗设备。然而在这个欧美日公司技术、标准和市场占有压倒性优势的行业，三星能有多大的作为？需要多久才能有所作为？对整个集团又能贡献几何？只有天知道。任何事业，最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说到底都是人。说到人，就不能不提三星在过去这段灿烂辉煌时期最耀眼的明星经理人，崔志成。崔志成就是带领三星平板电视业务打败日本竞争对手雄踞第一的实际操盘人，被誉为市场奇才。后在06~07财年手机业务受挫之时，火线驰援数码产品事业群，使得整个业务扭亏为盈，将手机业务带入辉煌，并于2009年荣升CEO。可惜好景不长，2012年即下课，改为执掌所谓的未来战略，开始养老。莫非，崔志成就是一个缩影，就是三星快速从平庸到辉煌再到暗淡的直接见证人和采样标本？
如果说前两次三星的危机是外部原因造成的，那么这次危机则归根到底是自身内部的原因。而外部，还有韩国民众、政府对财阀体制的谴责，对交叉持股、循环出资的审查和限制。一边是表面的事业危机，一边是深层的体制陷阱，对三星而言，目前真可谓是左边酷暑，右边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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