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阿里采用了同样的策略，“假货的源头在线下，线上是线下的一面镜子”，货都是从你工商系统管辖的线下转到网上来的，淘宝只是提供了个平台罢了。言下之意就是，假货横行，是你们工商自己的问题。
目的：驳回fen水是大多数人面对指责时的自然反应，而阿里的全盘倒扣，看着也真是醉了。阿里哭诉自己也是线下假货横行的受害者，甚至发出“一往情深，望眼欲穿，盼星星盼月亮”的“恳请”。你工商系统自己履职没到位，不是我的错吧。
结果：阿里此观点一抛出，一时引来许多受过假货之苦的用户的附和，就着这个机会凑凑热闹，说道说道自己内心的怨闷，何乐不为?工商总局自然脸上无光，只罢是念叨一下阿里糟糕的准入机制。
评价：2星。客观地来讲，阿里的此举取得一定的奏效，但各位客官没发觉这些说辞如此熟悉?阿里惯常以线下假货泛滥的理由驳回他方对自身的指责。在我看来，这里头阿里存在明显的避重就轻和偷换概念。线下假货多，不代表淘宝就有权利销售假货。任何市场都有一个准入机制，即便是阿里内部的天猫和淘宝，正品率都存在迥异。如此来看，是因为假货多?还是因为淘宝纵容假货、提供温床?
公关的滑铁卢：阿里为何这样做?
自此轮口水战以来，我时常代入进去，尝试理解阿里为何做出如此低水平的公关，粗且提出两点推断，供各路客官炮轰：
1阿里公关的惯有风格 关于阿里的公关，稍有接触的人都有所耳闻，特别2000年的阿里公关部斩获CEO特别贡献奖，更是把阿里如何仰仗自身公关推至公众视野。“公关解决一切”的法则，渐渐融入到整个阿里的基因里，公关在集团内部获得其他公司的公关难以企及的强势。此轮对工商总局连珠炮式的叫板和轰炸，是阿里公关试图保持强势的自然反应。只是这一次，遇到了新对手，却只是用了老办法。
2为“衣食父母”背书 我觉得普通消费者从来不是淘宝的衣食父母，马云也曾说过，你抱怨买到假货是因为你贪婪。淘宝真正的财主，是那些商户。还记得双十一时，淘宝和天猫的入驻商家对阿里盘剥的舆论征讨吗?淘宝当时几乎是没有什么办法来应对这些来自内部的肢解的。而此次如果工商总局的报告坐实了的话，淘宝卖假货的事实将被钉牢，卖家的生意将没法做下去。如此带来的结果，要么是阿里降低对商家的卡油，要么是商户的大片撤离。无论是何种结果，淘宝的生态必将会被摧毁。商家们，不管你们卖不卖假货，淘宝都会和你们站在一起。
在外界看来几近自杀式的公关，一方面是其不分皂白，沿用惯有的公关风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错误择机为自己“衣食父母”的盲目背书。整场公关，是集团公关的整体失效和彻底失败。在与工商总局的这场争辩中，阿里公关此前所谓的强势和杀器统统转为自身的弱点。若干年后，你会发现，这一次是阿里公关的滑铁卢。
马云团队3大错致2天蒸发2000亿
虽然有人指责马云和阿里破坏了中国传统商业生态，但在占豪看来，这就像大工业生产替代手工业者、工业体系替代农业体系一样自然，是社会进步的体现。阿里的出现，大大减少了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降低了老百姓获得商品的成本，客观上提升了大众的生活福利水平，这是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所以，站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发展角度来说，我们对于包括阿里在内的电商，要有呵护之心，要以大局为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工商总局和阿里的这次本可不存在的争端，正是因阿里没以大局为重而瞬间发酵的。这一发酵，在全球范围内给阿里造成了几乎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在占豪看来，马云和其公关团队至少犯了三大战略性错误(虽然马云已退出管理层，但其精神领袖和老板的地位是不可改变的，故这里就只能仍将其与阿里放在一起来看。何况，在事件接近不可收拾之时，还是马云出面和工商总局局长协调方才平息)。
马云和阿里团队对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大趋势理解得不够透彻。
从马云和马云团队针对国家工商总局报告作出的反应上看，马云和阿里团队显然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方向、政策没理解透彻。说白了，就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没有吃透、搞明白。
为什么这么说呢?看过占豪十八大以来关于中国的一些政策解读和评论的战友都应知道，个人曾作出过这样的判断，即这次深化体制改革将会决定未来中国三十年走向，后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则是决定这一方向和实现手段的一个大框架。未来三十年，头十年将是决定性的。在这十年中，中国将构建出未来发展的大框架。也就是说，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决定》，就是未来30年的蓝图，就是未来10年建设的规划图。没有理解其中的根本精神，就会在战略上出差错。这次阿里的差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太丰富，限于篇幅不能长篇大论地论述，占豪(微信号：占豪)这里只讨论与阿里这次事件有关的内容。
我们知道，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了两项内容：一是提升市场地位，即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二是政府将重新定义自身职能，要将大量审批权下放甚至取消，政府部门职能将由过去前置审批转变为事后监管。简单点说，就是由过去严进宽出转为宽进严出。
这两点内容是什么关系?又是什么联系呢?
在阐明上述问题之前，占豪要提出一个新的经济领域的概念“大市场大政府”。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大市场小政府”，以西方市场经济为代表，特别是美国;也有“大政府小市场”，譬如刚刚改革开放后头一二十年的中国，就是“大政府小市场”，21世纪后的中国应该用“大政府中市场”描述才准确。
中国确立下来的深改的方向，既不是一些人希望的“大市场小政府”，也不是另一些人希望的“大政府小市场”。在中国核心政治层面看来，前者是邪路，后者是回头路，这是当年胡总执政时就有的潜台词。中国改革的方向只有一个——“大市场大政府”。客观上，这是唯一符合中国国情，且是唯一一种可在制度领域超越西方的路，别无他途。某种意义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历史的选择。
“大市场大政府”这个方向如何实现呢?过去数年，我们学术界、舆论界吵吵闹闹地讨论了很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即，属于市场的权力全部还给市场，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政府来制定市场的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则，划定足够大的范围，交给市场进行公平竞争，所谓的符合中国国情和对中国长远发展有利的，都会鼓励发展;在产权方面，采取各种所有制经济一视同仁的发展模式。简单点说，就是政府退出微观经济领域，不再参与直接的市场竞争，只掌控宏观调控和对市场的依法监管。更直白点说，就是市场的终极裁定权归政府，市场的自由博弈权归市场，政府是国家市场这辆“大巴”的司机，所有的市场成员都是大巴“乘客”，大家可以在这辆大巴上依法竞争自己的位子。
我们再说三中全会《决定》中那两点的关系。《决定》中既然将资源配置权力交给了市场，那么政府做什么呢?若政府自此不怎么管事了，那就走向了“大市场小政府”的邪路，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符合中央精神。所以，虽然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给了市场，政府原来的审批权取消或下放了，但政府不可能不管市场。否则，像中国这个远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就会出现野蛮、原始的市场竞争，那将会伤及经济长远发展。所以，政府在下放审批权的同时，一定会加强对市场的监测、监管，政府绝不会让市场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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