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y’super经常在内部用三个字母表达其体验精髓,即EPS ,分别代表Environment(环境)、 Products(产品)和 Service(服务)。
EPS也有另一个解释,即每股盈利,这似乎呼应了顾客“客效”的重要性。
当然,culture club推出后一直成绩斐然,报名人数每年以50%速率增长。很快这一想法迅速复制到city’super在香港其余门店,位于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店和中环的IFC店亦开设了体验项目,顾客不仅可以跟着餐厅名厨学习厨艺,还能拓展插花、陶艺制作等多项技能。随之而来的是聚集大量人流和不断攀升的销售额,除了金融危机的2009年,其每年都保持同店三位数的增长率。
邬嘉华将消费者生活水平提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波是比较外在的方式,通常是购买奢侈品展现自己的生活方式,而第二波则强调生活享受,对于饮食、生活用品的讲究,简而言之概括为“对自己好一点”,通常这比较隐性。
city’super几乎不做任何广告,而是依靠高端人群中的口碑传播。“一定要爱吃爱喝的人才会喜欢我们的店。只有达到第二波生活水平的人多了,我们的店才会有意义。”邬嘉华如此解释city’super的定位。
city’super离开香港大本营来到台湾和内地,正是基于这些地方的城市正从第一波消费形态提升为第二波。当时正值2010年上海世博会,邬嘉华看到了上海更加国际化的趋势,其坚信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国金店漂亮的成绩单验证了他的判断—国金店维持盈利状态且营业额连续三年保持30%的增长速率。
专注
从2005年到2013年,city’super的进化进入第二阶段。
City’super因其食材种类数量庞大而闻名,大约规模有一万余种,而单单奶酪的品项就有几百种。美食家蔡澜也曾经于专栏中推荐为经常搜罗食材的超市:“单单是鱼子酱就有好几种选择,国产的单价为50克450元、伊朗的Sevru-ga是780元、Oscietra就要卖到800元。最贵的伊朗IranianCaviarVolgaBeluga,净重100克则要3500元。”
如何让顾客对这些特别昂贵且陌生的食材产生兴趣?答案当然是亲自试一遍。比如报名culture club的课程跟着大厨学做菜。
体验的实质是互动,关键在于舍得“成本”。邬嘉华将其视为销售产品的软件投入,是生产成本,而不再是传统的营销成本。因此邀请知名大厨来city’super教课成为city’super必须的事情。
如今在culture club教烹饪的老师皆出自于知名餐厅或五星级酒店。在culture club成立的2005年,邬嘉华认识了此时在挪威海鲜协会做美食展的知名大厨张倩敏。
当问她有没有兴趣加入city’super担任行政总厨时,热衷于在city’super挑选食材的她欣然接受邀请。张倩敏曾经是香港半岛酒店的第一位女厨师,擅长使用时令食材,创作出创意料理,曾为多家杂志报纸撰写美食专栏,如今还在电视台主持一档《新派煮意》的美食节目。
Culture club几乎每天都有课程。从马卡龙这样的甜品到柠檬火鸡的西餐,从品酒会到肉类品尝工作坊,culture club仿佛是city’super里的一间世界厨房。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正宗的牛排烹饪方法,比如不能低温煎,而需要用高温封住里面的肉汁;煎的时候只能翻一次,不能翻来覆去。选牛排要看油花,油花越均匀代表品质越高。
City’super市场部助理经理殷雯静对《环球企业家》说:“我们会根据季节以及超市的节日活动编排culture club课程。”比如春天做口味清淡的沙拉,五月开始推烧烤,中秋节可以做月饼,元宵节有汤圆,情人节做蛋糕。如今上海的会员数已达到四万人,平均每堂课学员为四到五名。
张倩敏平均每个月在上海待六天,在台湾待三到四天,这已成她四年来的固定行程。她与学员的关系像是朋友,而非老师与学生。谈及三地学员的差异,她认为香港由于较早开发这一项目,学员更为成熟,加上香港本身深受西餐文化的影响,对于西餐更了解。很多随她学习多年的香港学员通常能自己报出想做的菜,然后由她来研究烹饪方法教给学员,而内地和台湾的学员则还无法达到这一水准,需要由她制定菜单的课程内容。
消费者对烹饪的兴趣正前所未有的浓厚。近年来,除出现在超市的体验厨房,还有出现在购物中心的烘焙料理工作室,比如大悦城和K11里的ABC料理工作室。
对于零售业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助涨人气的妙招。ABC是一个做蛋糕、面包和料理培训的公司,在日本已经有25年历史。当它出现在K11购物中心地下一层时,一度成为人气最高的店铺,常常有人围观那些精致的蛋糕如何制作而成。
它们要营造的是一种社交网络效应,学员通常不会真的把它当作一种技巧来学习,而是作为一种入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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