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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目前各个省市政府为招商给出的优惠条件差别并不大，主要是税收和土地两方面。富士康搬迁方向，更多的是考虑自身的成本问题，除了选择人才集中和物流运输便捷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跟随大客户走。2009年10月，富士康在成都投资10亿美元，就是跟着康宁和索尼一起走，在重庆的投资也是跟着客户惠普走。
富士康CNSBG事业群某部门的一位员工向记者透露，他们将搬往重庆，主要是因为最大客户思科-T已经搬往成都、重庆，富士康只好随迁，这将减少很多成本，并不是想搬就搬。
目前，深圳富士康已经宣布加薪两次，第二次将基本工资提升至2000元将从10月份开始，富士康延迟一天搬迁，成本增加的压力就越大。而突如其来的大迁徙，只能向着已有分厂的城市去深耕。
富士康在大陆依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暗合了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路径，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先东部，再中西部；先沿海，再内陆。富士康所到之处，见证了从沿海到内陆地市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各地政府的每一次发展冲动。
被深圳抛弃？
在富士康出走的背后，其实是深圳的不待见。
不可否认富士康对深圳的贡献，但富士康模式已越来越不受欢迎。今年两会期间，深圳市政府就表示，在深圳面临的“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背景下，市政府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告诉记者，富士康对深圳经济总量有贡献，也促进了深圳加工业产业链配套设施的形成，但现在深圳的人口密度全国最高，城市已经不堪重负，产业结构急需调整，必须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富士康转移出去，正是解决由城市饱和、资源日渐匮乏带来成本上升问题的必然结果。
魏达志告诉记者，富士康对深圳本地财政并未贡献多少，跨国跨地区公司通常有母公司或关联企业，通过向母公司高价购入原材料或低价出售产品来达到虚增成本，实行内部贸易，以此来降低利润，达到避税的目的。富士康营业收入超过千亿，绝大部分为来料加工再出口。
为了充分享受大陆对台商的优惠政策，富士康不断在集团下设立子公司，自1988年在深圳地区投资建厂，规模迅速壮大，已经拥有22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下属企业。富士康集团公司中执行“免抵退”税政策的企业有11户，2007年度所属期共申报出口退税额10亿元，免抵调库30亿元，缴纳增值税1亿元。
深圳市都会城市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宏告诉记者，拥有40万就业人口的富士康，给深圳创造的GDP还远远不如只有4万人的华为。而且，富士康还牵制了政府很多精力和金钱，只是因为官员政绩考核有GDP和出口收入这样的指标，地方官员才咬牙维护，但今天很多官员对此类企业的招商引资已经没有兴趣，深圳现在税收最多的是靠服务业、金融业和物流业。根据税务部门的公开数据，鸿富锦作为富士康的主体，2009年纳税59995.52万元，在深圳828亿地税中只占0.7%，而华为当年的纳税则是226249.98万元。
“富士康要走，对于深圳短期可能有点压力，但长期是件好事。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姿态会表一下，但不是真的想留。”深圳市政府一位处长告诉记者。
而陈宏则对记者说，富士康对深圳地方财政的贡献很小，还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人口密度过高，员工也不舒服，他们的收入越来越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富士康模式只适合劳动力成本非常低的地方，可能5年10年后，内陆城市也不需要富士康，富士康又将搬往越南、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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