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农业很辛苦，进入门槛低，利润也低，而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还是体现在成本上”，刘永好这样说。对于一家在这个行业经营了近30年的企业，新希望知道怎样在这个利润微薄的行业精打细算。

　　这种模式还可以带动新希望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销售。农户养殖过程中需要的相关产品几乎都来自新希望下属公司或者合作企业。比如饲料，由农牧公司直接从新希望辐射乐山的饲料厂定购，因为绕过了中间代理商，“其实成本比市场上更低。”胡永忠说。

　　虽然现在生猪价格下跌，农牧公司看似在赔钱，但其实却激活了新希望的产业链，令新希望产业链在成本上更有优势。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农户始终赚钱的“保底价”方式，与农户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也让新希望可以借力控制更多的养殖资源，巩固自己的“大后方”。

　　其实，新希望更愿意在农村寻找像方学俊这样的农户，通过提供技术和资本的支持，让他们可以从过去的散养向适度规模化养殖转型。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新希望可以更高效地扩张自己的上游资源。

　　新希望是如何绑定这些普通农户，让他们成为新希望复杂产业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刘永好抓住了两个关键节点：优质种苗和资本。

　　做精明的“养猪人”

　　刘永好经常自称为“养猪人”，但他与同样在养猪的丁磊、郭广昌却有本质区别。新希望并不养商品猪，这些猪由合作农户代养，刘永好在养殖业的投资更具战略眼光。新希望只投资种猪场。

　　2006年4月新希望集团、山东六和集团与加拿大海波尔公司签署种猪合作协议，三方在四川江油和山东海阳分别成立合资经营的海波尔种猪育种核心群猪场。新希望及旗下的六合集团从海波尔引进最新育种成果的原种母猪与原种公猪，在中国建立育种核心群和繁育体系。

　　一直以来，中国市场缺乏优良种猪。由于农村大多采用散养方式，猪的品种历经几代之后大都退化。但品种对下游饲养、屠宰都会有影响。

　　品种的优劣主要体现在饲料的转化率、出栏时间以及抗病能力上。一般来说，品种优良的商品猪饲料转化率大约在2.3:1，换句话说，就是吃2.3斤饲料，长1斤肉，而品种不好的商品猪，有时高达3.2:1。目前在中国，猪肉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成本上，这时转化率高的品种，自然具有成本优势。而在出栏时间上，优良品种更短，抗病能力也更强，对于兽药的消耗更少，因此无论从成本还是食品安全角度，“种源”的优劣，直接影响下游产业的竞争力。

　　在刘永好对新希望集团的产业链设计中，海波尔猪的引进具有战略意义。

　　控制好的种源可以提高新希望的竞争门槛，从产业链最上游控制整个链条成本，也让新希望与农户合作养殖的模式成为可能。一般来说，饲料占到养殖业70%的成本，优良种猪可以减少饲料消耗，降低养殖成本，以此提高新希望整条生猪产业链的盈利能力。更重要的是，控制了种源，减少了通过农户分散养殖的不确定因素，并提高后期规模化屠宰、加工的效率。

　　“因为品种都一样，个头差不多，可以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的处理，如果品种不同，个头不一样，机器就很难运行。”胡永忠这样解释。你不得不承认新希望的“精明”。

　　为了让农户学会饲养“海波尔猪”，新希望专门派业务经理上门进行技术支持。小何就是新希望乐山农牧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学的专业是兽医。去年大学毕业后，小何就成为农牧公司的技术支持人员，在种猪场实习了半年后，小何被派往一线。在饲养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小何要负责协助解决，“他是我们的管家。”方学俊这样称呼小何。

　　新希望的产业链是一个设计精密的系统，其中的每个环节都具有各自的功能，相互之间衔接配合。而种猪，则是新希望在农村布局的制高点，通过它增强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而新希望另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设计就是“担保公司”。

　　资本魔方

　　“我喜欢养猪，但没钱。”朴实的方学俊1年之前这样告诉新希望的业务人员。方学俊代表了大多数中国农民。

　　根据有关数据，目前大规模养殖在中国占总养殖户的比例仅在3%左右，而在中国农村，散养占据最主要的比例。如何实现规模化养殖，资金是最大的制约，而农村金融服务一直是制约农村经济的短板。

　　在很多乡镇，目前农村信用社是那里唯一的金融机构，但是它的功能仍然是吸纳存款，放贷最高金额只有1万元。虽然政府也在鼓励通过建立乡镇银行的方式，让资金回流到农村，但针对养殖业贷款，银行也有自己的顾虑。比如农户无法提供有价资产凭证，而银行因为风险防控原因，不愿对活体进行抵押，加之贷款成本过高，所有这些因素，导致资本很难精准投放到需要的农户身上。

　　在新希望的产业链中，主要通过农户的规模化养殖方式控制上游供应链，但是绝大多数合作农户无力通过自有资金完成从散养到规模化过渡。“因为规模化养殖很烧钱。”新希望集团财务部高级经理郎波这样说。养150头猪所需的流动资金大约在15万元，在农村，这是个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