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可口可乐在给《法人》记者发来的特别声明中表示，对于住宿问题，公司所有员工，包括与公司具有劳动关系的员工和劳务派遣工，均根据各自的支付能力自行解决住宿问题，由于员工间的财力差异，居住条件自然会存在差异。但该声明中并未列明派遣工的数量和所占比例。

　　据调查小组提供的数据显示，天津装瓶厂约有员工400多人，其中派遣工占员工比例的25％～30％，派遣公司为一家名为恒德的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工的工作主要有操作机械、搬运装卸和码拍等等。可口可乐北京装瓶厂共有员工200人左右，其中派遣工占了50％，主要工作内容与天津厂类似。

　　翟嵋认为，调查小组提供的数据多处有误，“据我们从装瓶厂得到的准确数据表示，天津厂的员工总数超过了600人，北京厂的厂工则有1600多名，大学生调查的很有可能是我们北京区的老厂。派遣工的比例也是随季节变动的，只有在旺季的时候才会占到30％左右。”

　　据一位负责码拍的工人介绍，该岗位上一般会安排4个人，两个人一组，平均工作两个小时休息一个多小时，“现在是旺季，所以会相对忙一点，一天下来要工作6、7个小时左右，劳动强度比较大，干上几天腰都直不起来。”该工人告诉《法人》记者。

　　在计算派遣工工资上，天津、北京两家装瓶厂和其他装瓶厂一样，采用综合计时制。在北京丰台区装瓶厂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2008年，装瓶厂在计算派遣工加班费的时候，实行的是以年为周期的综合计时制，年标准工作时间为2000小时，只有当工人年工作时间超过2000小时后才能领取加班费。

　　可口可乐调查小组反映，派遣工人每月正班以外的加班要“预存”给厂里48 个小时，剩下的才算加班，而如果该月工人实际出勤时间不足正班时间，那么工人还要“欠”厂里的，而装瓶厂则会控制加班时间，恰到好处的将这些时间去冲抵旺季。由于工资计算很不透明，工人们每个月只能拿到固定工资1200元。作为证明，调查小组出具了一份北京可口可乐工人的工资条，可口可乐方面则认为，正是这张工资条表明了可口可乐在计算工人薪酬待遇上是完全清晰透明的。

　　对此，翟嵋在给《法人》记者发来的声明中表示，北京可口可乐在09年已经对工时计算制度进行了修改——对于累计超过48小时以上的加班，采取按月提前支付加班费的方式。待工时满2000小时后，按实际剩余未支付加班费的加班时间按月发放，不再预留48小时加班费。同时声明中强调，执行以年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岗位，在年工作时间未达到2000小时的情况下，预留48小时的加班费的做法是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范的，并且，按月支付的加班费是优于政府规定的。

　　翟嵋认为，由于饮料等一些行业淡旺季用工的差异性较大，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到类似行业的特殊性和用工单位的要求，容许在一些岗位使用劳务派遣工。“可口可乐目前派遣工的使用是经国家劳动部门批准，合法使用的。实际上，几年来可口可乐也一直在努力更加合理安排用工岗位，更多的使用正式工。”翟嵋告诉《法人》记者。

　　劳务法规仍然存在短板

　　从2008年年底至今，在可口可乐调查小组和可口可乐的“口水战”中，争论最多的当属《劳动合同法》中第六十六条关于劳务派遣应在“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工作岗位的规定。调查小组认为，可口可乐在劳务派遣工的使用上违反了这“三性”的规定，而可口可乐则坚称，可口可乐使用的劳务派遣工符合“三性”要求。

　　遗憾的是，作为规定劳务派遣的使用范围，也是劳务派遣的最核心问题——“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在《劳动合同法》中并未作出任何的界定标准，“三性”规定的抽象和单薄让这部原本令人期待的新法显得有些黯然失色。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的常凯教授有着自己的看法。常凯认为，《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劳务派遣并未能够有效规制的原因，首先便是因为法律规定比较模糊，如劳务派遣“三性”，在法律中没有具体的界定，在遇到争议的时候便缺乏法律依据。“由于对三性缺少严格的界定，便留下了一些法律空隙，使得‘三性’的规定可以做一些任意性的解释。同时也导致了这样的一些现象，如有些工作岗位明显是不具备‘三性’特点的，但仍然也在使用派遣工，如在正规的生产线上使用派遣工，有的企业使用派遣工超过一半甚至达到90％，难道这能用‘三性’解释吗？”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常凯谈道。

　　除了“三性”，可口可乐和大学生们争执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可口可乐在使用劳务派遣工上采用的的综合计时制。关于这个问题，《劳动合同法》中也是难觅其身影，只是在各地的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上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