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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全国闻名的自行车之乡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镇的公路上，“中国自行车产业基地”的招牌矗立在道路两旁。但进入王庆坨镇之后，“自行车之乡”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自行车，而是萧条的场景——稀疏的人口、随处摆放的自行车，当地大多数人的骑行方式仍以电动车为主。直到在镇子外围大约五六公里接二连三出现“自行车厂”字样的仓库和厂房，才让人有了“自行车之乡”的感觉。
王庆坨镇镇中心以北五六公里，“中华自行车王国”产业园区已人去楼空，只留下空荡荡的大厅，外围则被杂草占据。王庆坨镇西部，特别是时代广场以西，聚集着数十家自行车和电动车经销商，时代广场以东也有10余家销售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到达时已是傍晚，几乎每家店铺都空无一人。
在共享单车风靡全国的这两年来，王庆坨镇不止一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不少至今仍在市场上流通的共享单车就来自这个小镇。但随着小蓝、酷骑等“第二集团”品牌资金链断裂，用户押金无法退回，供应商欠款迟迟未到账，王庆坨镇上的不少自行车加工厂商也陷入尾款被拖欠、大量存货难以消化的低迷时刻。
“共享单车对行业的打击不仅在拖欠尾款和拒收尾货上。”在王庆坨镇斯特车业的张先生看来，所谓“尾款尾货”并不是共享单车对行业最大伤害，而是共享单车挤压了非共享单车，即多数自行车厂客户的生存空间。“之前国内在街面使用的自行车约2000万辆，现在仅共享单车就超过2000万辆，其余的品牌哪里还有市场占有率可言?”奥美自行车一位高姓女士说，目前国内的生意的确不好做，但外销道路依然可行，“目前我们正在谈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客户，国外的需求还是可以供我们维持一段时间。”
共享单车为何导致自行车全行业低迷
王庆坨镇的自行车产业起步于1994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踏浪”“三枪”“新大洲”等一批天津市、国家级驰名商标品牌的自行车、电动车逐渐成长起来。
王庆坨镇政府网站显示，自行车产业是王庆坨镇的支柱产业，占全镇GDP的75%，吸纳劳动力占全镇劳动力的60%以上，自行车、电动车年产量1300万辆，占天津全市年产量的1/3，占全国年产量的1/7。
截至2015年6月，王庆坨镇民营自行车中小企业有500余家，其中整车企业160余家，自行车配件企业260多家。不过，这一数量自2015年开始下滑。据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的不完全统计，2015年天津自行车产销量下滑3%，当年全国自行车产量8026万辆，同比下降3.36%。
一些王庆坨镇的厂商认为，共享单车挤压了非共享单车，即王庆坨镇此前大客户的生存空间，导致王庆坨镇的订单量减少。
“这里白天也几乎没什么人，不信你明天上午再来看。”天津市奥桐自行车厂是典型的“前店后厂”模式，在面积不大的门店中摆放着各种型号的自行车和童车。店内一位负责人正在下班前做当天的收账和收尾工作，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庆坨镇虽然厂子很多，但规模较大的组装厂却不多，并集中于镇子外围，镇中心的基本都是中小规模的工厂。“共享单车寻找代工厂商只找大厂，小厂受这方面的影响不大。但共享单车整体上挤压了其他客户的订货需求，非共享单车的生存空间被压缩了，导致全行业低迷。”该负责人还透露，逐渐严格的“环评”也使各个生产环节都存在污染的自行车组装业举步维艰，“只要开工生产就会有污染存在，想要开工先得办环评。”
《中国经济周刊》此前的报道，或许可以从侧面印证这一说法。
凤凰自行车副总裁季小兵在2017年5月上海凤凰自行车与ofo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我国自行车流通数量在2013年之前一直呈下降趋势，但在2013年后便与汽车等其他交通工具“井水不犯河水”，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数量，直到共享单车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平衡，自行车流通数量继续减小，行业到了“最危险的关头”。
目前，在一些工厂被共享单车品牌拖欠货款、拒收尾货的情况下，一条回收和倒卖二手共享单车的产业链悄然形成：一条路径是将废弃的旧车回收，整修、抹去车身上的logo后重装上市卖给个人;另一条路径则是将厂房内未发的尾货直接抹去logo卖给私人。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到，小蓝单车普通版的整车成本为1200元，pro版超过2000元，小黄车早期的整车成本仅为200余元，随后其对供应商的要求提高，增至600元，如今这些车辆纷纷被“贱卖”。“至于价格多少，全凭老板的心情，据我了解，旧车的二手价是几十元一辆。”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出产的共享单车品质较为可靠，如果能以较低价格入手，私人市场的需求还是可观的。 共2页 [1] [2] 下一页 攻陷美国的共享电动自行车 问题不比国内少 最高车速超标 8辆凯旋电动自行车被召回 哈尔滨：雅迪等12批次电动自行车不合格 小黄车马德里黯然退场 自行车坟地成城市怪异新地标 Uber的电动自行车正在蚕食它的汽车 搜索更多: 自行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