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繁荣的代价：千禧一代为什么失去了消费动力？

　　懒洋洋

　　经历了经济衰退，或者是背负着沉重债务的父母，能够留给下一代的资产也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后代需要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努力，来为自己挣得经济地位。

　　但结果恰恰相反，年轻人反而越来越没有干劲。英国国家统计署定时更新的统计数据显示，16岁以上的劳动力中，希望工作时长更长的人，越来越少。

　　年轻人在目睹了父辈的压力后，反而会不可挽回地走向消费主义。今天服务业几乎在经济周期的任何阶段都能保持坚挺，而娱乐产业在经济低迷的时候更有“市场”。

　　日本人均GDP及偶像产业发展

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传媒团队

　　对此的乐观解读是，需求决定供给，年轻消费群体更看重“服务”性消费，帮助重塑了产业结构。

　　但从硬币的另一面来看，以美国Y世代（约1981-2000年间出生）为例，千禧年前出身的年轻人结婚率、生育率均下降，与父母共同居住明显上升，男性尤甚。

　　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数据显示，25-35岁的Y世代有15%与父母同居，而且各教育程度的年轻人都比父辈出现了更高的“啃老率”。

数据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拥有自己的房产，而他们的父辈，1966-1980年间出生的“X世代”在他们这个年纪，有一般人购置了房屋。

数据来源：美联储

　　而且，在大学贷款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低收入美国Y世代年轻人开始怀疑上大学的意义。超过4400万美国学生背负贷款，对于20-30年的长期贷款，每个学生每个月平均要还款约350美元。

　　研究显示，Y世代在选择大学时，已经开始更多地关注就业和收入潜力，而不是兴趣；大学费用每上升1000美元，入学率就会下降5个百分点。

　　消费主义下的自我觉醒

　　在经济全球化仍被认为是互惠互利时，有人为各国生产力的相对优势得到最大发挥而高兴，有人对弘扬自己的价值体系充满了期待。但事实上是，全球化只是给我们带来了地球村的错觉，世界的“扁平”程度被远远高估了。

　　iPhone和谷歌的用户遍布全球，但美国人骨子里的冒险精神，还是只属于拓荒者的后代；同样地，即使是身处京都尝试着茶道、花道、香道，西方人也不见得能理解“侘寂”美学的一二。

　　技术产品的推广影响并不能上升到文化层面。但是，市场经济下的消费主义，已经是目前明显渗透到各民族的共性。

　　在储蓄型的社会，决策者希望民众拿出更多钱来消费，戳破经济泡沫后的日本一直被拿来做最好的例子；而在消费型的社会，人们“生而为买”——从出生之前，商家就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的市场策略和广告投放，指引着父母依次进行消费，并不断重复着这一循环。

　　这是经济发展需要的消费，也是生而为人必须的社会贡献。

　　作为“市场”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公民，在与全球经济共同呼吸的同时，必然开始有所觉醒。仍然以美国Y世代为例，这一代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于社会的价值更多地在于“经济”层面，即作为商品的“市场”而存在。

　　他们需要为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这种贡献取决于他们的经济能力能给社会带来多少“消费”。

　　这种觉醒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个人追求。一部分Y世代受此刺激，开始追寻不同的价值体系，希望冲破社会固有观念的桎梏，间接催生了多元化文化的遍地开花。

　　但如果拓荒者精神匮乏，这种觉醒更有可能是带来抑郁消沉，于是出现了上述“懒洋洋”的现象——他们宅在家里打游戏，撸猫撸狗，做一份兼职工作，连书都不想读。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决策者应重审以“支出”为衡量的经济发展观念的呼声，近年来已经越来越高。正如Tim Jackson在《无增长的繁荣》一书中提到的，消费者是在被洗脑，去花钱消费，取悦他们并不在意的人。

　　Tim Jackson的主张是，没有经济增长的繁荣也是可以实现的。但事实上，主流观点仍然把经济增长视为第一要义。然而如前所述，刺激需求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伤害一个又一个“需求”本身，甚至还可能是民粹主义崛起的重要原因。

　　如果能换一个角度看待“经济增长”，甚至GDP这个指标本身，“繁荣”的定义也变得多元化起来。

　　全球的“日本化”正在变得越来越广泛。这是一种没有增长的乐园，但如果我们变化一下对“发展”的固化思维，它可能没有那么糟——也不会因为对发展的追求，而变得更糟。

　　（来源：华尔街见闻陶旖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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