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四项需求之中的最后两个，则完全通过消费者同商户之间的交易谈判，以及商户同商户之间的自由竞争来保障。
近千年的时间里，这种构筑于菜市场中的需求平衡就这样保证了生鲜零售体系的稳固，而对于依托互联网的新生代品牌来说，这一系列平衡的需求也意味着，他们只能在一两个方面实现对于前者业态的突破，而无法实现全面碾压。
以此前一段时间大热的前置仓到家模式为例，这一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快”、“好”，但其构筑于高成本冷链物流下的零售体系，往往无法同时兼顾SKU数量和运营成本，只能忍痛割肉。
相对而言，疫情期间盛行于社区买菜的拼团模式，虽然可以做到“快”和“省”的结合，但其独特的运营模式决定了每日特价SKU的稀少，并不足以完全满足日常生活中的买菜需求，更多是作为消费者临时的“薅羊毛”之选。
而至于主打高品质服务和到店体验的一众生鲜门店，其目标客户更是与寻常市井菜场中的目标客户相去甚远，长期来看，这样的门店更多是同诸如永辉、大润发之类大型商超的生鲜零售部门相竞争，而无法威胁到菜市场的生存。
归根结底，生鲜零售更为高昂的中间成本已经决定了，属于这一业态的空间只有向上发展，以高品质选品为筹码，寻求更高的溢价和利润。
而如果真的抱着“消灭菜市场”的态度，前端的大规模批发压低成本只是杯水车薪，后端的平台补贴和让利才是真正累人的泥沼。
至于叮咚买菜所提到的“低毛利”生意，在当下这个各方迅速入场布局的时代里，看起来也更近似于美好的童话。
零售行业，一元店的模式已经证明，过往的低利率模式逃不开一个陷阱：
越低的利率模式——越大的开店规模冲抵——巨额的开店成本——引入投资——投资回报需求——加高利率。
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买菜似乎并没有成为特例的征兆。
法国著名学者、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说过：没有市场就没有城市。
这背后，更多是基于历史维度下，市场对于人口聚集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的综述。
然而抛开历史学家浪漫的遐想，菜场作为社区生活设施的一部分，在当下同样尤其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作为中国最早的C2C模式，菜市场的出现，比高喊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当代互联网业态，还要早上两千多年。
对于这个笼罩着“技术至上”氛围的社会来说，即便是一二线城市，也有大批中老年人独立于互联网的浪潮之中，他们买菜做饭的刚需完全依赖于菜市场这一模式的存在。
另一方面，正如大卫·贝尔在《不可消失的门店》中所提到的那样，线下业态所存在的一大关键意义，便是以“社会感染”为代表的交际场景。
任何一个了解美国肥皂剧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明白，对于家庭主夫/妇们来说，时间是永不缺少的东西，相对来说，社交场景所提供的认同感和精神满足才是更为他们所重视的价值存在。
相形之下，菜市场作为社交场景的重要承载地，不仅承担着本地居民的信息交流，同样也为个体之间和小群体之间的情绪感染和相邻促进提供了可能。
在那之外，菜场作为保障民生的重要存在，并不能简单以市场经济的规律去评判和断定，其背后同样闪现着社会和政府的力量。
在此前疫情的采访中，不少菜场背后的物业公司负责人都表示，政府已经做出了指示，开菜场只要总体没有亏损即可，重点仍然是保障附近社区的日常运转。
除此以外，不少地区的政府也都已经在出台相关规定，为菜市场改造升级提供补助。
在江苏省南京市，这一补助的额度最低也占改造设计费用的20%，而在杭州市此前的第一批90家重点农贸市场改造中，市区合计补贴每一个农贸市场的改造费用更是占到了总体费用的70%，农贸市场自掏的部分只有30%。
一系列的扶持背后，不难看出菜场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环，在社区中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前的线下买菜业态是完美无瑕的，对于各线城市的绝大多数菜市场来说，环境脏乱、定价不透明等痛点依然存在。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脱离疫情因素的影响，这一业态在当下所提供的社交价值、普遍需求以及平衡的消费体验，仍然是互联网买菜短期内所难以替代的。
回到文章开头蔡澜的评价，在那篇散文的最后，他以一个形象的比喻，表达了菜场这一存在的真实意义：
“菜市场里，逛才是最享受的时刻，有如追求情人，等到真正下手去买的时候，便等于结婚一般无趣了。”
来源：财经无忌 无锈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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