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司们，正在卷入一场总部争夺赛。
二线城市的地方政府，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向一些互联网公司抛出了橄榄枝。他们开出丰厚的条件，吸引羽翼渐丰的互联网公司扎根落户，在地方建立新的总部。
一些创业者由此获得了新的“身份”。比如趣店创始人罗敏，他在去年底，顶着员工仲裁的压力，将趣店总部从北京迁到了厦门。如今，他成为厦门市政府的投资顾问，这是一个需要帮助政府招商引资的身份。
和他一样成为厦门市政府座上宾的还有，瑞幸咖啡董事长陆正耀、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更多的互联网大佬正在赶来的路上。引进了一个罗敏，攒了一个大佬局，这笔生意划得来。
类似围绕公司总部展开的故事不在少数。此前，罗永浩将锤子科技的总部搬到成都，拿到了成都市国资的6亿元投资。雷军在武汉建立了小米武汉总部，还在当地合作发起了120亿元的产业基金。映客直播子公司在长沙拍下一块4.9亿元的地皮盖楼当作第二总部。
这或许是一场精心算计的“合谋”，也或许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超车”。对于互联网公司，这关乎成本、利润，以及施展空间;对于地方官员，则关乎产值、声名，以及新经济话语权。
寻找下一个拼多多
拼多多的崛起，让上海这座城市，再一次坐上了新经济博弈的牌桌。
黄峥通过种种努力试图向外界传达，拼多多是一家上海本土的互联网公司，虽然他是一个地道的杭州人。最明显的例子是，拼多多上市当天，他以此前患中耳炎不适应气压变化为由，没有前往美国纳斯达克敲钟。他举行了上海与纽约两地敲钟连线仪式，亲自坐镇上海大本营，全程直播，让上海赚足了眼球。
很多人感到好奇：拼多多这样一家电商公司，为什么诞生在上海，而不是号称电商创业天堂的杭州，更何况黄峥还是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
实际上，拼多多的前身拼好货，是一家起步在杭州的公司。2015年，黄峥将电商业务放在杭州，游戏业务放在上海。当时他是拼好货CEO，游戏公司的董事。直到上海的游戏公司孵化了拼多多，拼好货和拼多多在2016年合并后，黄峥将全部重心放在上海。
一位电商行业投资人称，拼多多远离杭州，其实是为了绕开阿里，“杭州是阿里的地盘，腾讯投资了拼多多，黄峥知道拼多多和阿里迟早会有一战，只能错位竞争。”
有意思的是，杭州互联网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里巴巴的成功。杭州市的余杭区，也因为阿里而飞黄腾达。“当年马云本来是要把阿里总部落在萧山区，萧山区没那么重视，但是余杭区给了特别大的支持力度，要钱给钱，要地给地，要人给人。所以阿里才落户余杭。”一位杭州籍的创业者向燃财经说。
淘宝和拼多多的交锋，一定程度上是两座城市对新经济高地的争夺。这就像武侠江湖里，谁拥有了倚天屠龙，谁就能号令天下。
问题在于，像阿里和拼多多这样的公司并不多。因此，寻找下一个拼多多，成为地方官员的新议题。
总部背后的算盘和生意
总部之争，成为这场新经济高地争夺战的突破点。
一些二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降低落户门槛，吸引独角兽落户，有些城市甚至提出了“第二总部”的概念。更低的运营成本，更大的优惠力度，更彻底的政策扶持，都成为地方政府的卖点。在这场战役中，武汉、成都、厦门、长沙等二线城市的步子迈得最大。
以武汉为例，2015年，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互联网+办公室”;2019年1月，武汉第四届光谷“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的主题就是“新物种与第二总部”。武汉光谷被视为未来可以和美国硅谷相媲美的产业高地。
当地人才流失严重，一直是武汉最大的痛。武汉走出了雷军、周鸿祎、瞿芳，但这些精明的创始人，却无一将创业的第一站选在武汉。
为了加强对互联网人才的吸引力度，武汉拉来了出生在湖北仙桃、求学在武汉的小米创始人雷军。2017年4月，雷军来武汉出席武汉市招才局成立仪式并受聘为武汉市“招才顾问”，为武汉互联网站台。随后的6月29日，小米科技与武汉市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确定在东湖高新区投资建设小米、金山、顺为武汉总部。2017年11月18日，小米武汉总部正式启用，小米集团、金山软件、顺为资本武汉公司入驻光谷金融港办公。
轰轰烈烈的宣传攻势下，武汉的互联网似乎一夜之间崛起了。根据公开报道，在小米之后，今日头条、360、旷视科技、科大讯飞、小红书、美菜网、流利说等明星互联网公司，纷纷在武汉建立了第二总部或地方分部。
跟武汉校友招商、老乡招商的套路不同，相比之下，成都的招商策略要豪爽直接得多。
锤子科技的总部本来是在北京。2017年6月，罗永浩在成都成立新公司，随后“成都市政府基金6亿元领投锤子科技”的消息不胫而走，紧接着，罗永浩就将锤子的总部从北京搬到了成都。
当时成都市的6亿元资金让锤子续命成功，也许是为了拿到这笔融资，罗永浩才远赴成都。实际上，在成都人的语境里，“锤子”是个骂人的词汇。搬到成都后，罗永浩笑称自己在成都谈事情都是在包间。
另一个例子是二手车电商平台人人车。今年1月，人人车创始人李健在朋友圈透露，人人车将在成都建立第二总部，并感谢金牛区政府提供的40亿元资金支持。
直接撒钱，让一线城市的互联网公司落户，这很像成都人民的作风。以总部换融资，成为互联网下半场一种全新的融资方式。在这种新型政企合作模式中，地方引进了新经济的明星公司，彰显了地方发展新经济的决心，提升了地方互联网产业实力，而搬迁总部或新建第二总部的企业，则获得了人、财、地方面的优惠，以及一系列隐形的政策福利。
“地方政府关心的是经济增长和对外形象，企业关心的是免费的房子、税收，还有补贴。这些互联网公司注册在当地，直接就会拉动产值和税收。”一位众创空间创始人对燃财经说。
对于税源的争夺，是这场争夺赛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誉翔安地产合伙人王珂曾表示，地方政府更关注现实的税，然后才是影响力。当这两者不可兼得，地方政府一定优先考虑税收。政府会开出很多丰厚条件去换取税源。他曾做过一项研究，得出结论：风口上的企业，一般“100亿营业额，交11亿税，形成500亿估值”。
深圳和东莞当年对华为的争夺，是个典型的例子。2015年，总部在深圳龙岗的华为，有意迁址东莞。如果迁址成功，华为将成为东莞第一纳税大会。这场争夺引发了“别让华为跑了”的争论，最后深圳赢得了这场战役。
如今，这一争夺战在互联网公司身上再次重演。
“第二总部”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是实打实的税源，一些地方甚至在税收规定上做出了“让步”以吸引企业。
2018年1月，成都市政府发文称，要给予企业“迁营支持”，建立有利于产业跨区域发展的利益分享机制，达到成都市总部企业标准条件的省内市域外企业因发展需要，总部迁入成都市或在成都市设立第二总部的，在成都产生的地方经济实得可与原企业所在地政府协议共享。
和武汉、成都情况类似的还有厦门。经商氛围浓厚的福建省，走出了美团王兴、今日头条张一鸣、瑞幸咖啡陆正耀这样的重量级创业明星，但他们的创业大本营，却都不在福建。
厦门市的政府官员显然意识到了问题。他们给这些创始人们安上了“投资顾问”的头衔，邀请他们回归乡里，建设新总部，发展地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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