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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线县城的进步:快手 电商等初出茅庐

  基于农业的对接模式虽然还未发展成熟,但目前已出现三种玩法:一是靠农户直接开电商,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开销量,但品牌建设、口碑运营等难度较大的业务,仅凭普通牧民农户还较难实现。

  二是靠内容直播,像“华农兄弟”将养殖场里的竹鼠拍摄下来,以接地气段子形式展现养殖业,对人才要求也很高。

  三是互联网平台开设课程,直接面向农户,主要教授农作物的种植技巧、营销方式等,比如快手在去年推出的老铁学习服务平台,截止11月,已有2万多名农民老铁,在快手课堂学习相关三农知识;今年快手还要推出“福苗计划”,来招募达人、MCN机构帮助推广特产。

  县城具有一带二、二带三的辐射效应,这一点,被平台运用的炉火纯青:

  2018年7月,快手发布快手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截止11月,首批20位带头人在2018年的产业总值已超过1000万元,直接带动逾500户贫困户增收;9月,快手启动“5亿流量”行动,在平台内重要位置长期展示500多个国家贫困县特产;抖音也发布“山里DOU都是好风光”文旅扶贫项目,为偏僻乡区的存在提高曝光度。

  而具体什么效果,从快手ID为“搬砖小伟”获得第一笔4000元广告费开始,越来越多的县城及农村用户,发现短视频平台的“卖货”价值。

  如蒙古汉子太平靠拍摄熏烤牛肉干视频,在去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四川的藏族姑娘格绒卓姆通过拍摄家乡特产,销售额超80万元...诸多令人眼红的例子,通过平台和时代的推力,令少数普通人也能实现阶级跃迁。

  但同样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一些极具地域特色的产品,本身就很难得到其他省区人的关注甚至是认知,在基于个人地理信息的平台算法推荐分发下,信息茧房的存在,也加大了这种障碍,如何破除,还有待解决。

  所以,在地域偏见、文化习性差异下,靠互联网传播的第一步,便是先要解决产品认知度的问题,甚至是启发受众对陌生产品的某种兴趣,比如南方特产河粉,北方特产小米...........

  同样,问题也在于,极具地域特色的产品本身就很难得到其他省区关注甚至是认知。在地域偏见、文化习性差异下,靠互联网传播的第一步,便是先要解决产品认知度的问题,比如南方特产河粉,北方特产小米,受限于地区范围,若非传统超市等零售渠道推广,连产品本身都很难科普,更不用说改变因地域因素造成的固有消费习惯。

  同时,不同于东南部县域人口对经商的敏感,西北县域的人,似乎天生缺乏“整合集大成”的经商意识,在电商未到来前,一二线用来提升商品溢价的品牌,甚至还停留在区分商标差异的层次。

  其次,才是解决下一步的作物产销体系、物流体系、品牌营销等问题。

  随着互联网在第一产业的布局逐渐成熟,各类电商平台所提供的,也不再是以往的交易和信息整合,而是涉及原材料采购、生产服务、定制化销售的产业型平台,再推动国内相关的某个产业的中小企业,在平台上竞争。

  当一二线城市消费需求逐渐趋于饱和时,扩大需求才能推动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去产能、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就成为赋予县城互联网的“新动能”。

  可以说,互联网公司由to C转向to B,当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就好比给地理上不占贸易优势的县城们一个虚拟“贸易枢纽”的机会。

  2015年,政府政策中提出“互联网+”计划,十九大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一直以来,将互联网与乡村、县城产业结合起来的声音与动作接连不断。

  互联网进省城的第一步,是从外向内输入资源,县城比农村更早入网,也更早感受到电商带来的生活品质升级,2016年全国农村网购市场总量就突破了4000亿元,甚至有望在20年后超越城市。

  2014年,阿里宣布全面启动渠道下沉战略,在全国2600个县市推出大家电送货入户服务。

  以内蒙古某个偏远县城为例,电子商务如今成为县政府的工作重点。在当地政府制定的2019年-2020年计划中,预计两年内投资1亿余元,建设城市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物流建设、电商孵化园、农村三农服务站,试图培育10家以上电商企业实体,鼓励苏木乡镇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形成集聚效应,也在努力向一二线已有的产业规模学习。

  对于劳动力、科技人才缺乏的县城们来说,近年来推行电子商务,是对当地丰富资源的最好利用,长远看来,对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也起着推动作用。

  对于还远未现代化的县城农业,互联网巨头们早就纷纷投入战场,不仅帮助偏远县域打开销量,更是帮助其重新塑造正面形象,甚至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来塑造高端形象。

  2014年,京东发出一条微博:“既能出国,也要下乡”,还配以纽约广场与农民家的图片作为反差。

  在一些农村的墙上,还刷着“生活想要好,赶紧上淘宝”的标语,更多是当地居民自发而为。

  阿里、京东等电商在扶贫上算是业务直接对接的互联网公司,阿里也是第一家将脱贫当作战略业务的企业。据相关资料显示,2018年上半年,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平台销售额超过260亿元。

  京东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实行精准扶贫战略,打造“跑步鸡”、“游水鸭”等扶贫项目,也与腾讯合作打造“特产中国”等新模式。

  腾讯结合技术力量,推出图像识别、深度学习AI技术解决农业、畜牧业问题,还利用生态板块如娱乐、社交帮助扶贫,腾讯微视、抖音、快手等内容社交平台也进入农村电商领域,为偏远地区的农产品加入年轻化元素,为一二线的年轻消费者提供更多品类参考。

  因而对更多县城发展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回归农业为中心,产品集群,注重质量与营销差异化,向外利用一二线的信息技术资源,才是地域的一张有效“名片”。

  也许,只有打破产品信息壁垒,最终建立品牌高端形象,那些看待县城们的有色眼镜,就可以摘掉了。

  结语

  对于如今包括500多个贫困县在内的县城,可以预想的未来是:

  在未来十几年内,县城便可以拥有如今一二线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基本资源,当然,较大差距依旧存在,那时的一二线城市可能早已进入完全数字化的智慧城市队列,而以县城角度来看,那时的小镇青年的生活也基本达到如今一二线人的先进水平。

  其次,未来大城市的人通过网络购物时,他所购买的每件单品都可被溯源,作为对产品信息需求高的理性消费者而言,每件产品背后的产地、生产资料、技术信息,以及品牌故事、文化等都值得为产品背书,而不同县城历史与人文能够提供的,也恰好是这样一种能力。

  其实从历史来看,上海、广州起初都是基于门户贸易枢纽功能而成为现代发达城市的。在1840年代,上海还是个仅有10多万人的小县城,以农民为主体的苏南模式也是很多乡镇企业发展壮大的例子。近年来包括互联网巨头在农业扶贫上的不遗余力,县域农业也正走在前所未有的高速路上。

  所以,对于这些贫困县而言,脱贫且是第一步,建立文明宜居城市、打响地区特色产业名片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来源: 品途商业评论 作者: 孙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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