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各国移民集聚的地方，有一家社区杂货店(grocery store)叫做Pamela’s Green Deli。女主人(经理)Pamela在这里开店近30年，店内除了卖食品及日常用品，也提供早餐(三明治)。Pamela对于来买东西的社区顾客非常熟悉，和他们好像朋友一样。她的女儿，Diana Rodriguez，6岁起就在店里帮忙干活，熟悉这里的顾客及环境。她希望自己在大学毕业后，能像她从多米尼加移民美国的爸爸妈妈那样，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社区副食店，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像Pamela’s Green Deli这样社区杂货店，在西班牙语中叫Bodega。这种小店在大纽约地区就有1万家。它们通常会开在美国大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及移民聚集地区，既是当地居民市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社区服务，也是不少移民(比如多米尼加、波多黎各、中东)在美国赖以自立、存活下来的重要经济形式。
但最近有一家来自硅谷的创业企业说，我们要砸掉这些杂货店的饭碗(原话也许不是这样，但意思是这个)，而且我们取的公司名字就叫Bodega!
2017年9月13日，由两位前Google员工Paul McDonald和Ashwath Rajan成立的创业企业Bodega，在加州正式投入市场试用。这是一个智能化的无人售货柜，5英尺宽，2英尺高，里面存放一些常见的非冷藏食品及日用品。购买者用专用app可以打开柜门，选取自己要买的物品，柜内的摄像头及扫描仪自动记录所取物品的价格，然后购买者预存的信用卡会被相应自动扣款。
初期，这些智能货架会摆放在公寓楼、办公大楼大堂、健身房等公共场所，然后再逐渐渗透到各个社区。公司已从创投行业巨头如First Round Capital、Forerunner Ventures、Homebrew那里获得了天使投资，并且拿到了来自Facebook、Google、Twitter和Dropbox一些高管的个人投资。
一个看起来很不错的创业主意，不是吗？
直到这个公司在Twitter上激起了民众的反感及抱怨，Bodega一时成了热门主题标签。大多数的发言认为，这个有替代传统社区杂货店(Bodega)打算的创业想法，对依赖小杂货店生存的中下收入人群，尤其是移民，是个经济打击，而且这种所谓的新零售形态，会破坏街头小店长期形成的社区感及凝聚力——因为一旦这些机器遍布各处，买家将只会匆匆来去。长此以往，社区感将逐渐消亡。在民众的激烈反对声音中，以下这位的Twitter发言具有代表性：这不是什么智能售货盒子，而是一个分化社区的贵族盒子(gentrification box)。
在Twitter的反对声浪掀起之后，CEO McDonald赶紧出来辩解说，公司从来没有要把传统的社区杂货店取而代之的意思，但社会上的坏印象已经造成了。有人表示，会坚决捍卫传统杂货店的生存，并会和这家初创企业死磕下去(fight to the death)。
致力于打造无人售货柜的美国创业公司Bodega，在美国网民的激烈反对声中，渐渐失去了原本的好形象。创始人的回应也并没有挽回大众的心。而Bodega公司目前已经停止了接受采访。美国新零售的第一把火，就这样要歇了？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无人货架也是最近很火的一个新零售模式。领蛙、老虎快购、零食e家、小e微店、果小美、猩便利等一批新兴创业公司涌现，BAT、京东等互联网巨头也开始对这个行业虎视眈眈。这些无人货架公司所用的技术，与美国Bodega的差不多，但区别在于目标市场。它们主要用于办公室而不是社区场所。这种定位策略，并没有消灭居民社区小店的意图，所以在中国社会没有遇到大的反弹，总体反应正面。
技术革新与社会影响
同样是无人货架的新零售模式革新，技术差不多，为什么美国的Bodega公司遭到嘘声一片，而中国的却波澜不惊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加拿大社会学家Andrew Feenberg关于技术与社会的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技术的批判理论)找到思路。
提到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这些灸手可热的技术趋势，你会想到什么？是否是毫无表情、没有感觉、立场客观的的机器与算法? 其实，这只是表象。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工具(neutral object)，而是会带有自己的价值观(values)及价值偏好：因为每项技术(比如无人货架)不是来自真空，而是有其对应场景(context)，包含三个维度：who(谁开发的这项技术)，why(为什么开发这项技术)，以及how(这项技术会有何运用)。
既然技术本身就不可避免带有价值取向，所以Feenberg认为，可以通过对技术的设计(改变who,why,how维度)，来传递实施技术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从而传递相应的社会影响。
例如，创业公司Bodega两位创始人McDonald和Rajan在设计他们的新型无人货架时的一个主要价值取向，是为都市生活中的部分人士带来方便快捷的购物，所以它的技术实施是直接进入社区的。至于如何通过零售业态加强社区凝聚感，并不在二位(估计也不在投资人)的价值取向中。所以他们忽略这个需求也不意外，尽管这样做的社会效果是遭到了民众的反弹及抱怨。
在宏观层面，Feenberg技术批判理论的指导意义是，每个社会都有其主流价值观。技术，在设计过程中如果忽略了相关考虑，可能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相左。 这样一来，技术本身的科学价值再大，也可能受到质疑挑战，难以尽情释放效果。
技术狂潮下的社会迷思
最近两年，整个世界似乎进入了一轮新的技术高潮，各种新趋势新名词让人眼花缭乱：如不断迭代、百花齐放的智能手机，大数据存储及分析，云计算，新零售，无人售货，电动车，无人驾驶，物联网，智能家居，虚拟现实，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干细胞，基因检测，区块链……
随着新技术不断涌现，风险投资大举入局，企业对技术人才的追逐加剧，各地政府也争相建设高新科技园。这种对高科技近乎迷信的热忱，已经开始渗透进基础教育，有的幼儿园已经开设编程课程。前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Eric Cantor甚至宣称，未来掌握编程技能的重要性，将与学习语文及数学等同。
看样子，强大、无所不能的各项技术将主宰未来，成为世界的救星，or will it?
以下运用Feenberg技术批判理论出发，笔者分析4个与个体或社会息息相关的技术运用案例，重点聚焦技术的设计价值取向及其社会价值影响。
案例1 技术：网游(手游)
设计价值取向：追求玩家的投入度，满意度
社会影响：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网游对成年人工作的影响不容小觑。2017年7月，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Erik Hurst及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从2004到2015年，美国年轻男性(21-30岁)的每年平均工作小时减少了203个小时（下降了约12%）。与此同时，这个群体的玩网游时间增加了45%，达每周5.2小时。Hurst的深入分析认为，功能更强大、更好玩的网络游戏，影响了美国年轻男性的工作意愿，及工作时间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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