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百度新闻，输入“马云” 和“曹德旺”两个关键词，分别能够获得475000和227000条搜索结果，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撇开主动搜索，再打开百度指数（通过网民行为数据分析反映一段时间内的社会关注度），同样输入这两个关键词，可以看到“马云”的走势在过去五年间出现过无数次的冲高，而同样在这段时间内，“曹德旺”的走势只在2016年12月20日迎来了唯一的一次搜索高点。
正是这一天，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采访时提及中国企业税负太重，制造业不堪重负，要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然后，舆论哗然。
制造业以“揭短”的方式重回舆论、业界、学界的关注焦点，一定程度上显示，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撑起电子商务等新业态蓬勃发展的同时，制造业本身的“存在感”确实在降低。
然而，这本身是一个占GDP比重超过40%的庞大行业，生产占全球产量27.5%的汽车、90.7%的个人电脑、38.8%的智能手机以及全球三分之一产量的太阳能电池……
站在中国经济第一线的制造业究竟怎么了？走进他们，或许就走进了当下的中国经济。
困局
在广东东莞做了13年的赵丰在2016年11月底结束了自己的工厂。他的下一站是回到家乡重庆，过完农历年他将去一家笔记本工厂上班，职位是生产车间总监，负责生产线管理。从曾经的老板再度回到“打工”的身份，他最大的感觉是“好放松”。
“从4年前开厂之后，我没有一天不愁钱。”赵丰说。因为有技术、经验丰富，他是带着客户从港资大企业出来和朋友合伙干，20万元的投入，10%的股权成就了“老板梦”。只是从那一刻开始，他才知道原来办企业其实不简单。企业生产贴牌生产的耳机，最开始毛利率30%，到2015年底，下降到7%左右。
“人工成本涨了将近3倍，但是报价一分没涨。因为只要涨5%，单子就转走了。”他透露。
这种单子的竞争者不光有隔壁街上的同类工厂，也在千里之外的越南。宁波新东方工贸集团总经理朱秋成就表示，2016年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这样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大量聚集地，普工的平均工资在3000~4000元之间，但在越南工资仅为700~800元之间。
2016年10月24日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在对6000家企业网络调查的基础上发布的《2016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企业对负担主观感受增强，56%的企业认为当前总体负担较重。其中，当前负担重的领域依次为人工成本（64%）、融资成本（55%）、水电气土地等要素成本（50%）。
但是当前中国，想要回到低工资的时代似乎也不可能了。《2015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发布数据：2015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7747亿，比上年增长1.3%，却也是劳动人口连续四年萎缩。这不仅是城镇化推进的阶段性的结果，从人口数据上看，中国的人口出生高峰已经在前几年就已经到来了。 简单推算，90后人口总数比80后少37%，00后又比90后少24%。这意味着可以补充的劳动力可预期将是逐步递减的。
不过在赵丰看来，仅仅是劳动力成本上涨并不足以让他做出关门的举动。“其实你涨我也涨很正常，为了提高竞争力争取毛利高的产品，我们两年前贷款更换过设备，曾经这条街上只有我们能接德国代工订单，但是最后算账的时候发现，其实还是没多挣钱，给税务局打工了。”
他抱怨的给“税务局打工” 指的是近期引起热议的增值税，也包括各种需要缴纳的政府性基金或者附加费。他的工厂虽小，也是按照17%的税率缴纳增值税。假设企业100元的销售收入，即使毛利率达到50元%，其中应缴纳增值税、附加税费、企业所得税和员工社保费用能划走超过一半的利润。“税率其实没变，之所以这两年感觉负担比前两年重，还是因为受大环境影响，需求不旺盛，不敢提价，加上涨工资，企业只能压缩利润率，但是只要是开工生产，无论盈利与否，增值税和各种费用是固定要缴的。”赵丰说。
中税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樊剑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这可能正是为什么尽管营改增全年减税超5000亿元，但是企业依然“感觉”税负重的原因。目前我国四档增值税税率中，最高达17%的征收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制造业门类，而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和实施细则中所规定的销售货物、加工和修理修配劳务这个范围对应的的进项税率分别为11%、6%、3%等，这导致制造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可能偏重。
“增值税征收力度强于营业税，更为规范，所以部分企业会感觉营改增之后负担更重了。”一位基层税务工作人员表示。
劳动力成本、税费负担加上经营压力，赵丰的“老板梦”随着合伙人的拆伙提议也走到了头。其实直到8月份的时候，常年合作的采购商依然有订单要给他，但他们依然定下了在9月底还完最后一期贷款之后就准备结业。
在愿望清单上，70% 以上的企业最希望国家出台的政策是“结构性减税”“降低融资成本和拓展融资渠道”等。
“我们现在讲‘三去一降’，降成本是深化改革的根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近日在社科院智库论坛上表示，讨论税负高低如果离开了税制，离开了税收的透明度，讨论税负高低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这个税到底谁有权利决定收税。
而目前我国与企业税收有关的法律仅有《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车船税法》三部 ，剩余的征税依据主要来自各种《暂行条例》。这所造成后果包括各地各自为政，税务筹划的有效性打了折扣，实际征收中“寻租”行为时有发生。
2016年12月29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召开期间，财政部部长肖捷接受采访时表示，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虽然实现了对货物和劳务征税范围的全覆盖，但就增值税本身而言，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方面。例如标准税率虽然不算高，但税率档次过多，也存在税收优惠政策碎片化等问题。下一步，财政部将进一步完善，启动增值税立法。
谋变
从税负问题意外引爆的制造业生存艰难的大讨论，其实可以看做是实体经济在近年内忧外患中一次情绪的集体宣泄。
2016年4月，德勤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布报告《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指出，2016年中国仍是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但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将下滑至第二名，美国则可能将取代中国回到榜首。这份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在成本竞争力上仍具有优势，但在低成本制造领域，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正在逐渐拉近与中国的距离；而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创新、人才和生态系统方面的评分，中国并不占有优势。
“目前突出的优势其实是在中国的完备的供应链布局上。”同样在广东开设公司的Friedrich做的是环保设备，企业落户在揭阳。当初吸引他来这里投资的重要原因是中德产业园周边30公里内就能找到将近80个配套供应商。“这可是去越南或者印度尼西亚都不可能做到的。”他说。
业内人士表示，考虑产品和生产线迭代，一个供应链网络的持续周期大约在10年左右。尤其目前全世界都在谋求全机器化工厂的改造，这个速度可能还会提前。换句话说，中国制造目前的显性优势也有“保质期”。
外部面临同类竞争的同时，制造业在国内受到的压力可能更多来自其他领域。在企业集中抱怨人力成本高的背后，一个在苏州工业园工作的普工拿着3500元工资的同时面对的是均价两万元的房价。即使不买房，他一个月工资的将近40%也可能被用于支付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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