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第一次底部出现在2009年一季度。2010年三季度开始，国民经济又开始逐季减缓，主要是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下降引起的。从经济周期看，我国经济有可能在2018年左右第二次探底。
6.5%左右可能是“十三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底部。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有六大因素：一是储蓄率回落，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抚养比回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居民储蓄率随之下降，投资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减弱；二是劳动力数量减少，我国适龄劳动人口预计“十三五”期间年均下降约300万人左右；三是劳动力转移效应降低，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趋于缩小；四是对外开放外溢效应减弱，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引进技术难度不断加大；五是服务业比重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速；六是改善生态环境需要占用大量劳动、资本、技术，增加生产成本，造成经济增长减速。
综合考虑我国潜在经济增长能力趋势，建议当前的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可以在6.5%上下1个百分点之间。实现6.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应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货币政策应予以积极配合，但不宜过早地把货币政策发挥到极致。同时，要把国企改革和处置僵尸企业放在优先位置。
□祝宝良
关于中国经济何时二次探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增速在2009年一季度降至6.2%，这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第一次经济底部。在经济短暂回升后，2010年三季度开始，我国经济从10%的增速逐季回落，到2016年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降至6.7%。在投资回报率不断降低、杠杆率不断升高的双重约束下，经济下行的压力仍在继续加大。在这一形势下，中国经济何时第二次见底、底部是多少的问题成为“十三五”时期宏观调控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国经济增速回落，直观地看就是经过1978-2010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后，面临结构调整、动力转换、体制改革、政策变化的系统性调整，转为中高速或中速增长。过去10%左右的增长是一个平衡点，经济回落到中高速或者中速的一个新平衡点，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转型再平衡”，这个新平衡点取决于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因此，对新平衡点的确定，中长期内由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决定，短中期内又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特别是受投资需求何时触底、去产能何时到位、经济增长新动能何时形成的影响。
六大因素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6.5%左右可能是“十三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底部。
一是储蓄率回落，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抚养比回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居民储蓄率随之下降，投资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减弱。
二是劳动力数量减少，自2011年以来，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预计“十三五”期间年均下降300万人左右，人口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出现负贡献。
三是劳动力转移效应降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差距在不断减小，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趋于缩小。
四是对外开放外溢效应减弱，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引进技术难度不断加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明显下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仍处于酝酿期，依靠技术引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明显加大。
五是我国进入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时期，服务业的资本边际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速。
六是改善生态环境需要占用大量劳动、资本、技术，增加生产成本，造成经济增长减速，如果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5%，我国GDP增速大约年均下降0.5个百分点。所以，我们估计“十三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回落到6.5%左右。
从经济周期看，经济增长的底部可能在6%甚至更低，低部时间乐观估计可能在2018年。从三大需求看，2015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份额达到13.2%，已经是二战以来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的最高份额，进一步提高难度很大，但我国出口增长保持与世界贸易同步应该是我们的底线，也是能够实现的。2015年以来我国出口出现了负增长，今年5月份后降幅开始平稳收窄，出口应该已经触底。消费主要取决于居民收入，同时也受到消费习惯、消费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消费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来说是稳定的。
需求变动的关键是投资，投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大概占整个投资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大约占33%，其他投资占15%-20%。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政府稳增长的工具，最近几年一直保持较快增长。尽管我国基础设施仍显不足，但无论从基础设施投资占投资的比重、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还是地方政府负债和投资能力，都没有大规模扩张的空间和条件，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会逐步减低，到2018年后可能增长10%左右并维持一段时间。考虑到房地产的存量和城市化水平，房地产投资增量已经有限，房地产投资接近零增长可能是底部，目前看将在2018年左右会基本触底。
制造业投资又包括传统重化工业、轻纺等传统消费品工业、装备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投资，这三部分投资分别占27%、33%和40%左右。制造业投资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消费和出口增长。目前看，传统重化工业和部分装备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如果去产能进展顺利，也要到2020年才能基本出清，在此之前投资增速会持续下降。轻纺工业投资受出口、消费影响基本稳定。高技术制造业、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新动能、新产业的培育，这些产业发展已初露端倪，但要稳定制造业投资或带动制造业投资企稳反弹，最快也要到2018年左右。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探底的过程中，正是压力大、困难多、风险高的时期，同时转型成功的曙光也已开始显现。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经济有可能在2018年实现触底，底部增速应该接近或略低于6%。这里所说的触底，不是说将会出现所谓的V型或U型反转，而是说增长速度不会继续下降，从而进入L型的下边，也就是进入一个均衡、可持续性的增长平台。从国际经验看，这个平台有可能稳定5到10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
关于“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速度问题
考虑到“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和需求变化趋势，建议把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定在6.5%左右，同时明确指出这一调控目标是预期性和指导性的，不是约束性的，在实际调控中允许有上下1个百分点的波动。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调控目标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相衔接。“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年均保持6.5%，以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要求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
2013年，我们估计的“十三五”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在6.5%左右是学界研究结果中较低的。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修正我们的结果，现在看来，由于资本产出率不断降低，潜在增长率估计也许偏高了一点。当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凝聚共识的旗帜，砥砺前行的方向，不能轻易动摇，但也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加以调整完善。
其次，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要考虑就业需要。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失业率之间有一个相对稳定关系，在确定增长速度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就业目标。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美国失业率的红灯线锁定在5%左右，欧盟锁定在6%左右。失业率超过这个水平，政府就要刺激经济，扩大就业岗位。
尽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就业压力降低，但考虑到每年的城镇化率要提高一个百分点，有近700万农村居民要到城市就业，还有700万大学生要就业，这几年我国一直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作为就业目标。根据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实现上述就业目标需要经济增长6.5%左右。
再次，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也要考虑实现的可能。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国民储蓄率仍然较高，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红利不断释放，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十三五”我国经济最大的潜力所在。
区域经济之间差距较大，经济有巨大的回旋余地。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宏观调控能力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提高，宏观经济政策仍有空间。只要踮起脚够一够或跳一跳，应该可以实现6.5%左右的目标。所谓踮起脚或跳一跳就是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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