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追赶效应”的弱化，中国将不得不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后果。如能吸取具有相似发展轨迹的韩国和日本的经验，继续贯彻支持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发展人力资本的结构改革，同时兼顾国有企业私有化和金融行业的市场化，中国将能够从中等收入平稳过渡到高收入水平。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表现非凡。尽管拥有和发达经济体明显不同的体制，但是毫无疑问中国正是依靠共产主义的制度在1980~2015年间获得了人均GDP8.7%的增长率。关键在于中国凭借其“摸着石头过河”的独特策略不断对促进改革和增长的政策进行尝试、贯彻和调整。

　　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多方面表现突出，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日本和韩国同样通过快速的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政策以及投资在经济下滑前实现转型。如果中国打算应对当前经济增长快速下滑的挑战，它需要以这些国家的经验为指导。

　　以上三个国家都遵循了类似的发展路径，但发生于不同时期。基于人均GDP的比较，中国落后日本超过40年，落后韩国约20年。具体而言，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年增长为8.6%，到20世纪70至80年代骤降至3%~4%。韩国的GDP增长由20世纪70至80年代的7%~8%下降到21世纪初的4%。中国GDP长达三十年的两位数增长在2010年结束，现在的增长率低于7%。从各国的情况来看，增长率下降的现象均出现于人均收入达到约8000美元的时候。

　　这三个亚洲国家所经历的增长轨迹可以解释为“追赶”现象，即当相对贫困的国家解决了某些结构性和政策性影响因素时，它们的增长速度将比相对富裕的国家快。这种“追赶”过程中的经济逻辑很简单：在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国家，实际与潜在的资本投入和技术水平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通过采用和模仿现有的技术和增加投资可以迅速消除这种差距，因为技术可以提高生产率而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能带来更快的资本积累。事实上，日本、韩国和中国都在追赶过程中保持了较高的投资水平。日本的投资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了接近GDP40%的峰值，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了相似的水平，中国目前的投资支出超过GDP的45%。

　　随着人均产量向潜在水平靠拢，一国“追赶效应”的力量逐渐消失，迫使受益人调整增长模式。随着回报率降低减少投资是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个是提高技术创新以避免生产率增速的急剧放缓。除此之外，要从低附加值的农业和制造业产品转移到更高附加值的国内服务业。

　　就像之前的日本和韩国一样，中国正在寻求这种调整。但它面临着严重的障碍，首先是机构和个人的能力有限，这将制约国内创新和有效的资源配置。另外，由于生育率低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中国还面临着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将从2000~2010年的1.5%急剧下降，并在2010~2020年达到-0.1%。

　　此外，随着就业转向服务业，整体生产率增速可能会下降，正如当初在日本和韩国发生的一样。在中国，1981~2010年服务业工人的人均GDP增速仅为1.3%，而制造业为15.1%。

　　当然，中国不应该致力于恢复过去的GDP增长率。那只会浪费时间。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和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教授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不可避免的，就像日本和韩国一样。我的研究表明中国的GDP增长率将在未来十年中下降至5%~6%，长期为3%~4%。”

　　介于中国在“追赶”时代的辉煌，中国应该通过稳定增长和降低波动性来追求更高的收入水平。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特别关注危机预防和管理。这正是日本和韩国走错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日本允许资产泡沫增长。这可能刺激一时的经济增长，但当泡沫破灭时，金融系统的巨额债务推动日本经济进入一段至今没有走出的通货紧缩和增长停滞时期。同样，韩国在1997年陷入金融危机，当惊慌失措的外国投资者逃离韩国，流动性被从监管不足的金融系统中抽走，沉重地打击了过度加杠杆的企业部门。

　　目前，中国似乎是沿着一个类似的路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资料，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债务迅速增加，从2008年占GDP的99%到2015年占166%，其中超过一半的债务来自于业绩不佳的国有企业。这对企业或金融系统来说并不是个好兆头。

　　但是改变航线还不算太晚。为了避免危机，中国的领导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弥补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弱点，并改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框架。为了保持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他们必须继续贯彻支持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发展人力资本的结构改革，同时兼顾国有企业私有化和金融行业的市场化。

　　正如它的邻国，中国将不得不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后果，但它的未来绝不是预先设定好的。采取正确的方法，中国将能够从中等收入平稳过渡到高收入水平，这不仅会改善中国13亿公民的福祉，还会减少全球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第一财经 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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