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学者6月23日在京表示，中国经济正经历着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持久深入的增长转型期，这种“创造性毁灭”的经济升级面临着“四大风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日共同在京发布新书《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参与新书写作的专家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宋立刚、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经济学教授郜若素(Ross Garnaut)、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应用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江诗伦(Lauren Johnston)等。

　　发布会上，新书主编宋立刚表示，在“新常态”的增长速度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能够如预期为中国走上世界生产力前沿奠定基础?在结构调整和低速增长并存的情况下，未来经济发展面临什么新的问题?等等，都是各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宋立刚说，中国走向高收入状态需要多方面改革的互相促进来驱动。生产力应全面提高，鼓励资源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领域。

　　他说，资源从低效利用向高效利用的结构转变有很多方面：从低利润公司流向高利润公司;从低价值产品和服务流向高价值产品和服务;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生产力地区流向高生产力地区。

　　“中国现在要继续把资源从相对低生产率领域转移到高生产率的经济活动中，这面临四个风险。”宋立刚分析说。

　　第一，从农村到城市的新农民工在数量上可能不足以弥补现在开始返乡的农民工造成的缺口。这个风险源自人口变化以及阻止农民工永久居留城市的制度壁垒。流入城市的移民数量年均增长率已经从2005~2010年的4%下跌到了2014年的1.3%。这一趋势如果保持下去将成为威胁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据估计，农村到城市的新移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内，已为超过一半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做出了贡献。

　　第二，城市经济增长率必然下降。除非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能及时下调，否则资本将会被浪费在产能过剩上面。

　　第三，新增长模式所涉及的工业结构升级需要受过教育且有经验的劳动力。当前的农村教育标准和刺激新移民在城市工作中累积并应用技能的动力，也许不足以让日益扩张的城市工业获得更高级的劳动力。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如果没有城市失业保险或其他社保，就会面临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风险。与此同时，他们很难在农业板块中获得再就业的机会，不但因为他们自身的就业偏好已经改变，也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更新。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是造成社会不安的潜在因素。

　　第四，在中国试图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中找到新的平衡、增加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比例的过程中，总体的生产力可能有所下降。第二产业总的来说比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更高。例如，2013年中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定义为工业附加值与全体就业人数之比)在第二产业是1.45，而在第三产业是1.22。但是，这对生产力的影响取决于第二产业是否转向更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及其相关服务行业(包括为其提供支持的研发、设计、市场和售后服务)。那样的话，总体生产力可以因服务业板块的支持而巩固提高。然而，仅仅涉及将劳动力从低端产品制造转向低端服务的工业结构调整，恐怕对生产力增长有负面影响。

　　宋立刚说，这些风险凸显了通过改革持续引导资源流向更高生产力领域的重要性。实现持续的结构性经济升级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创造性毁灭”。它能让低效率或无效的经济活动从市场剥离，为高效创新和更有生产力的经济活动保留更多资源。若要“创造性毁灭”得以成功，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应停止挽救亏损和失去竞争优势的企业。相反，应该培育市场竞争并将结构转型的社会成本降到最低。（第一财经 章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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