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延近一年的赴港“自由行”政策调整终于落地：深圳户籍居民赴香港“一签多行”政策将调整为“一周一行”，新政策于4月13日启动，并将只适用于即日起新签发的签注。
上述调整并不意外。今年年初以来，香港本地反水客运动频发，“自由行”政策调整，即成热门公共话题。今年“两会”期间，香港特首梁振英和几位特区人大代表赴京商谈相关事宜，通过媒体频频“吹风”，新政策呼之欲出。
梁振英于4月13日早晨召开记者会，指出新政策旨在打击频繁往来深港两地的水货客，是纾解民怨之举。
民怨何解，尚未可知，但资本市场不会说谎：最近几天来，港股大市一牛冲天，恒指直指30000点。牛市背景下，零售板块多只股票却在新政策揭盅伊始应声而落。
化妆品经销商莎莎昨日大跌6.2%，报4.06港币。珠宝金铺亦未能幸免，周大福跌近3%。经营商铺的香港地产商也受累下挫，其中拥有海港城物业的九龙仓整日跌2.4%。
旅游业走下坡路的信号不止于此。今年的内地清明节假期，内地旅客较去年同比流量大跌14%。同时，香港今年零售业头两月整体收入录得六年以来最差成绩。面对自由行新政，香港旅游业内人士及各大投行分析师，纷纷对香港旅游业前景发出预警。
未来回望2015年政策转向，会否将其视为香港旅业拐点，对于这一思虑，特区政府不宜掉以轻心。
利润常在 水军依旧
“水货客”频繁往来两地，大包小包、人拉肩扛，是其公共形象。这个行当在香港回归之前即已存在。他们是一个和关税差价“同生死、共存亡”的群体。
2009年4月1日，对水货客来说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从彼时起，深圳本市户籍人士可以申请“一签多行”，即一年内无限制多次往返香港。
水货客老板们从中开掘出商机。
水货客集团常常活跃在香港各大网络论坛及社交媒体Facebook上，招募深圳户籍人士往返于港深两地，利用产品差价套利。财新记者在香港社交网站整理的数据显示，水货客日均通过倒卖香港货品可获得400至600港币不等的佣金。
在此前围绕“自由行”政策进行的讨论中，“一签多行”政策被视作滋生“水货客”的温床。
2014年全年来港的内地旅客达4700多万人次，同比2013年增长约16%。而其中通过深圳“一签多行”来港人数则接近1500万人次，增幅达22%。
据香港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有2%的“一签多行”的深圳旅客一年来香港的数量超过52次(即一周一次)，而其中有两万人，一年内来香港的次数更是超过百次。
“这些频繁来往两地的旅客有很大部分在做投机倒把的买卖，他们根本违反了开放‘自由行’旅游观光的初衷，对本地居民造成困扰。”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曾向财新记者指出。
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曾经担任过香港保安局局长。她于上月在《南华早报》上撰文指出：在任何边境地区，只要所需货品存在套利空间，水火贸易就会营运而生。即使收窄深圳居民来往两地限制，只要走水货有利可图，本港人就会填补空缺。
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联席主任郑宏泰也在接受财新记者访问时预计，水货客现象并不会在短时间由于新政策消失。为应对“一周一行”配额，内地的“倒爷”仍然会招募更多的深圳居民轮流去香港“扫货”。
郑宏泰同时指出，另一种情况是：水货市场反而可能被香港人垄断专营。“趋利是人之常情嘛，且不说香港人做水客的不在少数”，郑宏泰说。
根据深圳海关最近发布的数据，过去4年海关先后截获职业“水客“3.3万人，其中2万人为香港人，在被定罪的163宗走私案中，香港人的比例更达80%。
回应民怨 民粹收声
“一周一行”的签注新政已在陆港两地政府之间酝酿多时。港府向中央提出这一要求，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香港对于水货客的舆论喧嚣。
自2012年起，香港爆发过多次反水货客运动，2015年年初更是有数百人多次在大型购物中心示威、围攻内地游客，甚至勒令他们打开箱子检查。这样的运动使内地游客担忧安全而减少来港，香港零售业近日已有明显下降趋势。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2014年6月份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60%的本地受访居民认为：应当减少以“自由行”身份来港的内地旅客数量。而自今年以来，香港本地反对内地水客的声音又以暴力示威的形式展现出来，香港民粹情绪在本土极端势力的挑唆下泛滥。
郑宏泰教授向财新记者指出，水货客渗入北区居民社区，抢购生活用品，“一周一行”新政确实回应了本地居民的不满。同时，梁振英的讲话也为本地民粹势力发出了警告：中央及港府实时观察并积极回应香港民间声音，但极端声音和暴力行动只会适得其反。
梁振英在媒体会上同时透露，港府在去年6月份就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调整“一签多行”政策的请求。而至于该政策为何调整历经了将近一年才得到实施，梁振指出，此前香港本地爆发的一系列反水货客游行，“增加了工作难度”。
“在过去一年发生的种种事情，包括有议员在尖沙咀非水货购物区示威，以及在新界西北的所谓反水货活动，都令特区政府增加工作难度。这不单令我们跟中央商讨添加困难，同时伤害了香港与内地居民间的感情。”梁振英指出。
郑宏泰预计，新政策发布后，由于缺少了舆论土壤，本土政治势力的极端行为将会减少。他指出，“限制‘自由行’的政策的最重大意义可能也就是，本地极端的声音少了一个借口而已。但谁知道他们下一个泄愤沙袋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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