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加快投资转型
(1)投资消费结构不匹配矛盾突出
从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趋势角度看，1978～2013年我国投资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82年处于历史最低点，仅为31.9%；2011年上升到历史最高点，为48.3%，上升幅度达到近17个百分点；到2013年，投资率仍然保持在47.8%的高位。据IMF保守估计，我国过度投资规模可能达到GDP的12%。
与投资率不断提高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1981年处于历史最高点，达到67.1%；2010年降到历史最低点，只有48.2%；居民消费率由1978年的48.8%下降到2010年的历史低位34.9%，直到2011年与2012年才开始出现0.8个百分点的回升；2013年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分别为49.8%和36.2%，仅回升到2007年水平。
在人均GDP 处于5000～6000美元(以现价美元计)的阶段，我国的投资率高于美国30个百分点以上，也高于新加坡近10个百分点；而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则分别比美国低33.4和28.6个百分点，比韩国低16.5和18.1个百分点，比俄罗斯低18.8和14.9个百分点，比新加坡低11.2和14.9个百分点。
从经济生活实践看，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风险的主要来源。我国大部分制造业面临长期性、趋势性的产能过剩。不仅传统行业，新能源等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面临产能过剩的严峻挑战，增量资本产出率指标出现恶化。1980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为1.89，意味着增加1元的GDP需要1.89元的投资。1980年以后，这一指标有所波动，但大都在3以下(国际公认的阈值)。到2009年，名义增量资本产出率飙升到9以上的历史最高，2012年有所下降，但2013年又反弹至9.03的高位。
(2)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的投资转型目标
一是投资率与消费率回归到合理区间内。如果消费率当前从现在的不足50%提升到60%左右、投资率从当前接近50%的高位回调到40%以内、居民储蓄率降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不但不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反而会使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十三五”走向投资消费动态平衡，需要明确将2020年消费率达到60%左右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
二是把扩大投资建立在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消费主导并非不要投资，恰恰相反，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释放，我国还需要更多的投资以创造供给。从多方面的情况看，“十三五”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不仅可以形成扩大投资的巨大空间，而且可以有效消化短期内的过剩产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三是在市场决定中形成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衡量投资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市场回报。在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的条件下，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受到真实的成本约束和收益激励，资本会自动从低回报率的行业流向高回报率的行业。因此，在市场决定的机制下，投资与消费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机制。这就对我国未来几年的市场化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相反，投资消费动态平衡将缺乏坚实的市场基础。
(3)加快消费导向的投资转型
一是调整投资结构。适应消费结构升级，首先要调整投资结构，使投资与消费相匹配。一方面改变以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投资结构。另一方面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适应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上。
二是调整投资来源。实现投资转型，不仅要改变投资结构，而且还要调整优化投资来源，让社会资本逐步成为投资的主要来源。
三是提高投资效率。只有满足消费需求的投资才是有效投资。这就要求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核心是使企业回归投资主体的角色，淡化政府对投资的行政干预。
3. 改善消费环境
(1)消费环境因素制约消费需求释放
近年来，重大消费安全事件频发，严重挫伤了国内居民对本国产品的消费热情。以奶粉消费为例。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消费者对国产奶粉存在“信心赤字”。我国人均奶消费量不断提高，但进入2015年以后一些地方却出现大面积的奶农倒奶、奶农卖牛等情况。这既有价格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内奶企尚未消除社会的“信心赤字”。
(2)改革消费市场监管体系，打造安全的消费环境
一是形成强有力的消费监管体系。未来几年需要进一步形成强有力的消费监管体系，形成法制化的市场监管环境。对于造成消费安全重大事件的企业，实施“即查即关”等最严厉的处罚。
二是完善消费市场监管的法律。法制化的市场监管，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保障。需要尽快制定并出台《消费者安全法》，将消费品标准和监管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同时，加快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大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保护的力度。例如，经营者不仅要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而且要对于经营场所服务设施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三是形成有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例如，在司法方面建立健全有利于消费者维权的立案程序、举证分配责任、赔偿制度，使消费者权益损害案件可诉讼、可维权、可追究。
(3)尽快形成高标准产品与服务质量体系
一是提高质量标准。“十三五”关键在于尽快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与服务标准，使国内消费品质检标准提高到与欧美国家相近的水平上，以此约束国内外厂商，也以此作为消费品市场监管的重要依据。
二是建立消费品的溯源体系。一旦发现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可立即倒查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4)大力发展电子商务
从我国信息消费需求释放大趋势出发，适应电子商务大发展的客观需求，加快宽带网络升级改造，统筹提高城乡宽带网络普及率。尤其是重点建设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同时，加快全国性物流系统建设，降低电子商务的物流成本，争取到2020年物流成本占GDP比重下降到15%，到2030年进一步下降到10%以内。
(本篇执笔：匡贤明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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