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全球，只有3个国家对于移民没有上述要求，圣基茨就是其中之一。郭新飞告诉记者，自己曾对比过3个不设“移民监”要求的国家，其中只有圣基茨属于英联邦国家，绝大多数国家对于该国公民免于签证，更加便利。而且，该国对公民境外收益免税，即使今后股权变现、继承、转让，也不用缴纳任何税收，这无疑切中了企业家们的需求。几经权衡，他最终和大多数企业家一样选择投奔这个岛国。
“这样的移民客户不在少数，他们从不在岛上常住，也无心欣赏当地怡人的风景，仅仅是需要一个移民身份而已。”冯先生告诉记者。即便如此，企业家们的移民之旅仍充满无奈。尽管中国老板们获得了该国国籍，却并非成为了真正的移民，仅仅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非完全公民”身份;而由于中国并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中国企业们取得外国国籍的同时，也代表着放弃中国国籍，以及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国内政治荣誉的机会。
“不光是这样，如果未来涉及到矿产、能源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的投资，也可能因为企业家是外国人而丧失投资机会，这些都是企业家们不愿意面对的。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没有人会出此下策。”郭新飞叹道。
“10号文”大山难翻越
究竟是怎样的形势，让移民成了寻求上市的“惯例”?
“答案就在‘10号文’里。”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寿双表示。
对于民营企业家们来说，为求企业发展而寻求上市融资不足为奇。然而为了避过层层审批，民企此前普遍采用红筹模式奔赴海外上市融资。直到2006年“10号文”的出台。
用上市企业家圈子里的话来说，“这一政策，让守法企业不知所措，对违规企业形同虚设。”李寿双告诉记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为所有寻求海外上市的民企设置了一堵“玻璃墙”，明明有路可走，却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走得通。而另一方面，面对大量不经审批、强冒违规风险海外上市企业，这一法规出台以来却从未追究、处罚过任何一家公司。
也正因此，当去年国内股市IPO暂停，美股市场被做空狙击时，中国企业家们开始转战港股市场。只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在国内形同虚设的“10号文”在港股市场中却变成了难以逾越的大山。
“曾经有不少客户遇到过这种麻烦，最后才来选择移民。”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移民律师杨平对记者回忆道，“这些客户有的曾有在美股上市的经验，有的是首次寻求上市融资，但他们都被挡在了港股之外。”
杨平告诉记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香港遵从中国内地法律，交易所有着否决企业的权力，任何企业上市若不符合中国法律就会被香港联交所否决。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为筹备上市所支付的律师费、审计费、投行费用等数千万元的成本将打水漂儿。而从“10号文”出台至今，还没有一家内地企业获得过审批，因此无人能轻易登陆港股市场。
然而民营企业家们并没有放弃，为了登陆港股，他们各出奇招，绕道而行。从持续尝试获取审批到架构繁杂的海外子公司以绕过监管，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最终，大家无奈的发现，想要绕过这一封堵国人的政策，只能变成外国人。而这，正是造就圣基茨成为上市企业家移民首选的东风。
“为了上市而放弃国籍曾引起国人的议论，然而这些企业家放弃国籍时的踟躇和无奈只有我们看在眼里。”冯先生透露道。
多输局面何时休
“根据‘10号文’规定，商务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只在一年内有效。而对客户来说，往往从私募到上市成功就至少要一年半的时间。这让几位原本想依法寻求海外上市的客户打消了念头，最终选择移民。”杨平举例道。他认为，企业IPO的主动权如果不由自己掌握，即使“10号文”始终在严格执行，也会让政府因强行干预而背负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风险。
此外，郭新飞还告诉记者，通常一家公司想要采用红筹方式在境外上市，基本上会有如下几步：国内股东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境外离岸公司通过并购或换股的方式收购国内公司;重组完成后，以境外离岸公司为上市主体申请上市。
然而根据“10号文”的相关规定，从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后收购国内公司的重组过程，到特殊目的公司在境外上市交易，都要通过商务部乃至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这实际上增加了企业境外上市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是堵死了关联并购、换股并购等主要海外上市的必经之路。因此，至今为止这些规定的申请与审批在实践中仍鲜少启动，相反却让更多郭新飞这样的民营企业家改变了企业走出去的念头，而是先让自己的国籍“走了出去”。
在李寿双看来，回顾“10号文”的出台不难发现，尽管不乏商务部、证监会、国资委、外汇管理局、工商局和税务总局等众多监管部门的身影，但却始终缺乏被监管方的意见，而没有来自企业的有效制衡，政策往往缺少可操作性。
尽管业界对于“10号文”限制民企海外上市不断进言，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对记者表示，近期仍未听闻商务部调整这一政策的任何消息，至于何时会作出调整，政府的决策还必须考虑全局。
目前，中国股市正从审批制向注册制过渡。杨平呼吁，希望政府部门能及时对“10号文”的内容以及执行进行调整，为企业开辟通畅、合法的海外上市路径，以免因为一纸文件逼走众多企业家的现象愈演愈烈，造成企业增加时间成本和市场风险;政府丧失对移民企业家监管的权力;社会因企业资产转移到国外而得不到税收反哺的多输局面。
（法治周末 记者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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