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金方放在上文中谈到的“国二转国三标准的过渡期”，这些发动机的产销确实处于“敏感时点”。根据环保部的要求，自2008年1月1日起停止生产和销售只符合国二标准的汽车(发动机)，经核准后，库存车方可销售至2008年6月30日。
而河北汽摩质监站对上述三台发动机的鉴定报告则显示，发动机型号、匹配文件及合格证都显示是国三标准，但现场勘查发动机没有发现EGR装置或高压共轨装置。
“从查询信息来看与用户反馈情况不符，套牌的环节可能出现在华菱、经销商或终端用户等其中的某个环节。”栗明说，“潍柴的发动机编号是唯一的，如同人的身份证。”
而金方放说，华菱汽车不具有更改发动机型号的可能性，“发动机不是轻易改的。我们不可能对购进的发动机进行分拆，改变发动机的状态。”
他还表示，中国在过渡期，各地在政策尺度把握、执行上可能会有差异，“车不是从我们手上直接拿过去的，是从经销商手上购买的。”
经销商则是另一种说法。荣川实业律师李英明对本报表示，厂家给什么车他们就卖什么车，都是根据合格证、技术参数。至于发动机是怎么回事，经销商不懂，“我们没有权利跟人家换发动机。这都是销售经理负责。”
他提到的这名龚姓销售经理恰恰也是当事车主。据他称，荣川实业与华菱汽车签订品牌代理合同，业务上则由销售经理直接与华菱汽车联系。客户看好车型，销售经理向华菱汽车订货，之后车主到荣川实业提车，经销商一般没有存货。车主购车后不久，会在荣川实业人员协助下到交警支队车管所登记、上牌，而车管所主要是看发动机上的铁牌跟合格证是否相符。
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此案责任归属，但不排除潍柴动力和华菱星马可以同时拥有国二和国三的发动机及其公告等匹配文件。
对于上述一款2008年9月生产的国二发动机，栗明的说法是，国家当时对于出口及部分施工用途车辆并没有执行国三排放要求，所以该机型可以在售。
华菱星马2011年年报显示，公司国外营业收入人民币1.9亿元。2月1日，本报记者再次采访了华菱星马董秘金方放，其称：“华菱出口不多，现在出口也不可以用国二发动机。”栗明则说，国二发动机可以出口到一些没有排放标准的地区，比如南美。
2011年潍柴动力年报显示，安徽华菱重型汽车有限公司(现在的华菱汽车)是潍柴动力2010年第五大客户，年贡献营业收入18.16亿元，占潍柴动力当年营业收入的2.87%。栗明称，华菱星马与潍柴动力合作始于2003年甚至更早。
利益驱动
汽车排放国标的升级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成本提升，因此，“国二冒充国三”的案例此前并不鲜见。比如，之前曾有车主称其购买其他品牌重汽卡车在上路时依然屡屡被交警查处，并被告知车辆是国二车。
国三标准出台后，本报曾报道，商用车企纷纷采用新技术提高排放性能，但却因此使整车成本上涨了3万~5万元。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销量的下滑。
有发动机生产企业人士透露，终端客户卡车司机因为过路费高企，倾向于选择价格便宜的货车，而一些车企为了降低成本也不愿意采购国三的发动机。
某轻型发动机企业副总裁就曾经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公司亦在努力地研究高压共轨技术的提高，生产更加环保的产品，但是市场需要EGR产品，甚至某些明显打擦边球的产品，我们为了保住市场亦会提供。”
一些消费者不愿意多花钱去购买排放标准更严格的车辆，由此催生了一个新的套牌利益链条：篡改车辆大架号，使国二车拥有国三标准合格证。
据本报记者向业内人士了解，国三身份的取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套牌，另一种是车企把合格证卖给经销商。
2008年11月，中国重汽南京一家经销商用国二车假冒国三车销售被曝光。执法人员就表示，经销商采用的手段即是违法更改车辆合格证号码蒙混过关。
本次案件真相到底如何，目前尚无定论。据车主代理律师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李维介绍，目前本案正在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开庭结束尚未宣判。
环保攻坚
目前我国各地实行的汽油标准不尽相同。北京实行京五标准，上海和江苏、浙江、广东的十多个地市实行国四标准，其他地区仍实行国三标准。而柴油国四标准更迟迟没有推出。
2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油品质量升级。会议决定，在已发布国四汽油标准的基础上，尽快发布国四柴油标准，6月底前发布国五柴油标准，年底前发布国五汽油标准。
现在还有多少高污染的车在以低排放的身份疯狂行驶，公众不得而知。
近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表示，机动车污染问题更加突出是持续大范围雾霾天气和空气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2012年1亿辆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占全国排放总量的1/4左右。机动车污染排放，不仅是造成城市灰霾和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低空排放的细颗粒物还多为有毒有害物质。
“像以前那样发展不行了，必须转型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撰文道，“有关汽车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因此，不能再企图用国一、国二的技术，糊弄国三的排放标准，以防被人告上法庭。”
对于排放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张海滨说，重在落实和监督，不追求新加坡式的高罚款政策，但最起码要有一定的威慑力。从汽车公司到经销商再到车辆管理部门，任何环节都不能钻空子。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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