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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未能获取有关这家公司的更多资料。但从工商部门获取的一份浙江现代所持有商标注册的信息中发现，这家公司居然还拥有除“奥普”之外的众多知名商标。
这其中包括“现代”、“西子”、“格兰仕”、“奔腾”、“MFC”等多达33个知名商标，这些商标的注册类别都与原知名商标注册类别不一样 (我国商标分为45大类，跨类别注册一直是抢注的一个重要途径)。
这家公司实际上是通过抢注和购买的方式，获取了众多在不同类别上注册的知名商标。“这些商标能够获利。”上述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这些知名品牌企业未来希望在产业链上的其他领域发力，突然发现自己的商标已被抢注，必然会希望回购这些商标，回购就需要支付远高于这些商标拥有者当初注册所产生的费用。
“国内已有众多的名牌商标抢注者，也有众多的名牌商标囤积者”，张亚洲律师说，但像浙江现代这样同时拥有这么多知名品牌的企业并不多见。
傍名牌行为已从简单的低端假冒向高端仿冒发展。“比如原来假冒NIKE，现在则是与名牌产品本身有一定区分，但又千方百计跟着名牌走，这样能大大降低法律风险，因为仿冒只承担行政处罚与民事赔偿责任，而假冒则有可能承担刑责。”张亚洲说。
张亚洲曾是宝马诉国内世纪宝马侵权一案的代理律师，这一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2009年度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之一，张亚洲亦随之在该领域声名鹊起，“这几年执法与司法层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效果却打了折扣。”张亚洲坦言，自己的生意变得很好。
傍名牌产业链
张亚洲认为，杭州奥普与凌峰奥普之争，实际上体现了傍名牌行为有向产业链化发展的趋势。
从杭州奥普提供给本报的材料中显示，浙江凌普成立于去年12月，注册资本500万元，法人代表为林珠，拥有20%股份，而该公司总经理王文华为法人的浙江阿林斯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则占80%股份，王文华系林珠的丈夫。
浙江现代将“AUPU奥普”商标许可给现代投资的日期是2009年11月17日，但早在2009年9月1日，现代投资即已将两个商标一并许可给了浙江凌普。
杭州奥普此前已起诉浙江凌普侵权，并申请对该公司进行财产保全。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浙江凌普注册资本金早已抽逃，该公司账目上居然连一分钱都没有。在此前发给经销商的信函中，浙江凌普曾要求将货款打入公司负责人的个人账号。同时该公司的厂房和设备均系向阿林斯普租赁而来。简言之，这家公司只是一个空壳。
“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傍名牌产业链运营方式，其中职业商标囤积者和授权仿冒者分工已然明晰”，张亚洲说，首先对方抢注商标然后进入多年的沉寂潜伏期，目的在于规避《商标法》规定的“5年内可对商标归属进行不受限异议”条款；随后，对方精心设计了一个——浙江凌普和现代投资都只是两个空壳公司，形成了攫取利润、抽离所得的工具及保护伞，即便被追究法律责任，浙江现代和阿林斯普也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有意思的是，浙江现代一面转授权现代投资，一面又向杭州奥普暗示可转让商标权益。杭州奥普人士表示，浙江现代曾数度通过各色中间人向他们传话，有意出让商标，刚开始提出的作价300万元，而今年初“凌峰奥普”举办全国经销商大会后，则立即水涨船高至2000万元以上。
“奥普之争实际上就是浙江现代的一个试验。浙江现代授权商标使用，而知名品牌同业者开展OEM代工，这种专业分工共同制造一个傍名牌产业链，随着傍名牌者的生产实际开展，它向知名品牌持有者要求回购的不仅仅是一个商标，而是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会随着时间与知名品牌同业者生产的开展不断扩大，要价也就不断抬高”，上述知情人士说，更何况在知名品牌同业者获得授权生产经营的同时，授权方就已经能从这个产业链中获取利益。
“如果他们在奥普公司得手，那么经验恐怕很快会被复制。”崔强说，他们决不会妥协。但在此背后，杭州奥普承载的是超过800万元的直接损失与接不完的投诉电话。
张亚洲认为，违法成本低、回报高是傍名牌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而傍名牌者也开始提升规避风险的意识，仿冒者仿得再多，也不过是追究企业的民事责任。
“知名品牌是需要多年打造、投入，需要经营者不断努力，付出代价而形成的商誉，实际上这归属于知识产权的一部分，而傍牌者窃取的正是别人的商誉。”中国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李顺德说。实际上，商标、商号、商誉等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只是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脱离法律笼统地讲“名牌”，误导了许多企业家。在证据与法律面前，实际上是可以让傍牌者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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