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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东大数据显示的年龄结构看，年轻消费者的餐饮购物券、智能消费券使用率分别达到59%和70%，年轻人群体是消费券的核销主力，尤其年轻男性在线上智能消费占比接近70%。而“拖家带口”的中年人出于溜娃、家庭聚餐等需求，各项消费中比例最高的是线下餐饮；另外值得指出的老年人在线上智能消费的占比高于均值18.7%。
“北京市场一直是先进消费趋势和创新零售模式的代表，北京消费者对于高品质商品、服务的青睐和对智能化、个性化的消费的追求引领着消费市场的发展。北京市消费季的丰富活动恰逢其时，与年中大促的大量优惠、服务相叠加，不仅让消费者充分体验创新消费方式，释放消费热情，助推首都经济发展，更会帮助大量北京线上线下的零售企业完成数字化升级。”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零售集团大商超全渠道事业群总裁冯轶介绍说。
据了解，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消费券对消费的额外拉动作用在10%～40%之间。由此可见，疫情冲击之下，考虑将消费券作为我国消费拉动政策的选项之一，有助于形成消费回补，能够在总量上实现消费回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消费券是疫情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刺激经济、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性政策手段。
“之前的汽车下乡、家电下乡是将补贴给予生产端，生产企业将产品低价卖给消费者，出清存货，投入生产，从而形成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但疫情特殊时期，补贴消费者比补贴生产者效果来得更快，消费者用消费券消费，可以直接帮助实体与零售市场购销两旺，增加企业家和银行家信心，从而快速启动经济。” 曹和平说。
合理设计 保障“券”尽其用
从总体上看，我国消费券无论是发放数额、还是给经济带来的提振效应，都处于起步阶段。
面对这种形势，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要对政策的实施方向、范围与细节进行合理设计，对其实际效果、可能造成的财政压力等副作用进行谨慎评估。
他指出，“消费券”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其能够真正被用于消费，而非其他用途。另外，“消费券”政策应配合加快推动复工复产，否则实际效果必然受限。当前供给侧的冲击恐怕更大，且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单纯依靠“消费券”政策是不够的，提振需求之外，供给侧也应当跟上。如不顾供给侧的情况而发放“消费券”，理论上存在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胀的风险。再有，“消费券”的发放规模应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避免过度透支。
沈建光还建议，科学安排“消费券”的发放金额和资金来源，合理设定“消费券”的使用期限和发放时间，将“消费券”的使用期限向二季度末之前的这一段时期倾斜。
另外，“消费券”的种类设计和发放范围应兼顾稳增长和保民生两个方面，既要考虑照顾餐饮、文娱、旅游等受冲击较大的行业，以稳定服务业增长；也要使“消费券”政策能够发挥一定民生保障作用，重点向困难人群(尤其是疫情)的生活保障需求倾斜。
来源：人民网 共2页 上一页 [1] [2] 搜索更多: 消费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