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券对经济的刺激，是一个从需求—生产—就业—收入—需求的循环式链条，从需求端刺激供给端的持续性影响，因此往往和地区产业侧重密切相关。
各个城市都在根据自己的自身产业需要设计消费券。例如山东推出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河北省实施体育消费券补贴政策、广东广州财政则是补贴了新能源汽车。
发券传统
消费券的历史比想象的更长。
消费券的发放最早可以追溯至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首创的“食物券”。
股市的崩盘、困顿物资短缺、存货上升、银行挤兑、货币投机等，这一切都让人们的生活艰难不已，内需不振。
罗斯福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罗斯福新政”。其中，“食品券计划”作为扩大国内食品市场的方法被广泛使用。
低收入、无收入家庭可根据各自家庭情况，每月购买一定数量且额度不等的食品券用于消费，后期联邦政府财政部再承担食品券费用。此项目旨在实现扩大农产品销路和救济穷人。
后续，食品券计划又经历过了被取消到被重启。1964年，国会才批准通过食品券制度由临时计划变为永久性计划的草案。
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该计划更名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焦点放在了营养上，为低收入家庭投放健康食品；2009年，SNAP计划受益人群创下历史新高，领券人数达到了3150万人，政府兑换食品券达到550亿美元。
此项计划已经发展成为常规性的贫穷救济制度，至少400多万美国人受益。
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和亚洲金融风暴的来临，让日本陷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1991年到2011年，日本实际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9%，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
为了应对冲击，1999年，日本提出了“地域振兴券”，向15-65周岁的弱势群体每人发放2万日元消费券，发放总额达6000多亿日元。
消费券尽管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居民消费，但结果总的来看不尽人意。
消费券面对的主要是拥有小孩的家庭和生活相对困难的群体，对必需品消费需求强烈的这类群体只消费必需品，少了额外消费，消费券的发放形成了对原有消费的替代而非补充。
还有更多的日本民众用消费券购买生活必需品，将省下的钞票存入银行。
参考日本发放全国消费券的案例，仍不能忽视消费券对于消费倾向的短期快速提振,和部分行业的中长期重塑所带来的影响。
也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将消费券完美落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在消费券的发放过程中冒了出来。
美国“食物券计划”在2011年5月份，申领食物券的人数创历史记录，达到了4580万人。相关食物券的开支从2000年的170亿美元飙升至2016年的710亿美元。
巨大的财政支出，导致美国政府2019年年底决定调整食物券发放标准，近70万民众将无缘再领取该项福利。预计此项目的调整，能替联邦政府未来5年省下55亿美元开支。
日本的“地域振兴券”发放群体受限，消费券成为了“替代性”产品，而非“补充性”产品。最终消费券仅有3成被用于消费，6成以上转化成储蓄。
类似的情况也在2009年的杭州出现了，杭州消费券的发放，也让部分居民将钱转为了储蓄，挤压了消费需求。
同时，政府希望消费券更多的用于本土家电品牌产品，但最终有约80%的消费券流向采购食品饮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
当时的杭州市商务局副局长朱铮表示，2009年财政投入的10个亿资金，最终核销不到3个亿。
但是在11年后的当下，人们在网络上使用消费券，这让消费券的发放效果呈现倍数级增长。
温州消费券累计领取用户数超367万人，核销用户数超317万人，用户核销率（核实兑换使用过的消费券占比）为86.4%；佛山南海区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亿元，总核销率高达99.09%。
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普通市民而言，跳出消费券本身，消费券对经济快速复苏都是最佳的助力策略。
“政府发放消费券行为，表面上是在为需求端发放消费券，本质上是降低供给侧价格，将有限的资金精准投放至供给端，去库存。”邵晓翀认为。
写在最后
从美国食物券，到日本地域振兴券，再到如今全球的电子消费券。
互联网都让传统的“消费券”有了更精细化的运作方式，定向行业的使用、微信支付宝钱包卡包的领取、政府官方APP的发放等，消费券的使用途径不再局限于线下。
分散在城乡角落、街巷之间的夫妻老婆店，甚至一个路边摊等小商小户，他们可能经营着一家包子铺，可能开着一个水果店，也能通过支付宝及微信发放数字消费券，享受其带来的益处。
小面额的消费券发挥的杠杆作用，也让这些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毛细血管，推动了整个经济在低迷期的重新运转。
来源: 亿欧网 杨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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