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疫情的好转,消费者压抑的需求会得到迅速释放。
财经作家吴晓波也在其演讲中提到,“2020年下半年,我们会看到的分别是货币宽松政策、产业大规模投资、民众报复性消费。”
最近公布的数据似乎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近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介绍,2月下旬,商务部重点监测的1000家零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2月中旬增长5.6%,自1月下旬环比连续负增长后,开始恢复正增长。
商家和投资者都在低谷中盼望着。这些观点和数据的出现,是否就预示着一大波报复性消费即将来临?
从SARS看,根本没有报复性消费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若想一窥新冠疫情后消费行业的走势,我们不妨将视线投向17年前。
2002年11月,我国发现第一例SARS患者,次年3-4月进入疫情高峰期,5月中下旬,由于防疫措施和力度都有所升级,SARS逐渐步入尾声,直至6月疫情才基本结束。
SARS造成了我国消费行业收入的断崖式下跌,其中餐饮行业受到的影响尤大。在SARS最严重的4、5月份,餐饮行业的环比增速下降了20-30%。
疫情结束后,餐饮行业收入步入上行区间,但这次增长与其说是报复性消费,似乎更像是恢复性消费,毕竟直到2003年9月,餐饮行业的同比增速才回到去年同一水平,且并未出现显著提升。
换句话说,所谓报复性消费可能根本就是个假命题,在疫情的挤压下,消费者的消费时间相对集中,这也只是报复性消费的假象。
付小姐在成都创始人张维国对亿欧表示:“该买的在疫情结束后集中购买,这属于刚性消费的延期,并不能算报复性反弹。”
并且此次新冠肺炎的传播性更强,虽然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新的爆发,这也阻碍了消费者的信心恢复。
望湘园副总裁赵建光也认为,SARS之后餐饮行业的恢复速度比较快,但“这次的反弹速度会慢得多。”
根据赵建光的判断,除了疫情更加复杂之外,居民消费能力也受到了疫情的创击。例如,上海综合服务业产值占GDP的70%,因为疫情,综合服务业停摆,居民收入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在消费时,消费者会变得更加理性。
统计学中有个幸存者偏差(Survival Bias)的理论,指的是人们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
近期我们经常能看到文章说企业熬过SARS迎来发展报复性增长,比如携程在2003年疫情过后一举坐稳了行业龙头的地位,在SARS结束后半年内,就成功登录美国纳斯达克市场,这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因为我们根本记不住那些倒掉企业的名字。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经济大势已与17年前截然不同。
迥异的宏观环境
SARS爆发前后,我国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这点在2003年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消费萎靡的大环境中,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顶梁柱。再加上加入WTO后的获得的全球市场红利,2003年,我国GDP实际增长达9.3%。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完善,基建为主导的投资驱动陷入了瓶颈。过去十年,中国修建了相当于全美国规模的高速公路,大头基础建设已基本完成,而支线网络建设的收益率则较低。
普通人感知比较深的则是2008年之后,基本国内每个地方都能看见新城(甚至是鬼城),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势在必行。参考国际经验,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中,其经济同样逐步转变为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生型增长模式。
如今,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首。不仅如此,消费升级所带动的制造业升级,也在帮助我国完成从出口大国到消费大国的转向。
但在消费不振的当下,这种变化却也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信心。
北大国发院教授陈春花也认为,相比2003年的SARS疫情,今天的经济有很大的不同。17年前,受到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服务业消费在国民经济的占比贡献只有39%,但是在今天,它对宏观经济的贡献率大幅提升到59.4%。
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面临重大转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产业分工出现变化。这些转变也导致我国经济呈现出L型走势,而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必将建立在惨烈的产业洗牌的基础上。
宏观经济层面,我国经济也承受着与2003年截然不同的压力。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为8%,连续两年出现回落,意味着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已经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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