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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的时候，节日经济对消费者的贡献完全是负面的。这种例子有的比我的五一出行经历还要糟糕。明显的例子就是，北京人在春节假期缺乏快乐解决方案的时候，他们选择去各个庙会。在凛冽的寒风中，庙会里贩卖的简直就是披着文化外衣的垃圾。但在风俗和氛围的刺激下，人们会兴高采烈地排队高价购买那些莫名其妙的劣质产品。除了消化掉的垃圾，买回家的很快就被扔到了垃圾桶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选择只是人们从本能上避免假期大家坐在一起无所事事的尴尬。
也许政策管理者最理性的方式是取消所有的节日和商家集中打折的活动。这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平滑。这里所说的平滑类似于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里说的那种平滑。这样对大多数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都是更公平的。
这会是更接近社会经济管理圣杯的做法吗？起码我是很怀疑的。
大家还记得吗，在互联网被广泛应用的最初几年里，很多未来学家都预测，由于互联网的发达，大城市将会消失。原因很简单，由于信息的对称性，城市的信息中心作用被消除了，人们在成本更低的遥远的乡村照样可以享受同样的信息和工作，不用高成本地聚集在一起。但是事实呢，和预言恰恰相反。正是互联网应用深化之后的这些年，全球的各个大城市的人口聚集程度增加了。城市越变越大，房地产价格越来越高。
总之，在技术发展的同时，人类总是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社会性。似乎对于个体来说，分散看起来更理性，但人群总是越来越扎堆。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人们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完成了信息获得和交换，节约了很多成本（在这里成本指的更多是时间成本），而节约下的成本又促成人们产生了更多新的交易。这么算来，如果把原本（指互联网大规模应用之前）的信息交换和交易水平造成的人们的社会性程度看作1的话，后来由于成本节约而造成的新的交易很可能是10。基本上可以说，互联网的应用降低了人们聚集的需求，但是更多信息交换和交易又让人们产生了10倍于原来的聚集的需求。从需求量来看，聚集需求的流入比流出要多得多。
新的技术造成人们更便利的消费，人们把节约下的“消费成本”（时间和金钱）又加倍投入到了新的消费中去。人们的这种特性大概也是造成社会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群无毛两脚类的主体从不佛性，而且总是需求更多。
从美国圣诞季销售额的统计，以及中国双11这个人造节日每年都会增长的全网销售额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时间上的集中程度正在增加，即使剔除了通货膨胀调整和消费方式的互联网化，也是这样的。
消费是一种激素行为，在激素的刺激下人们的需求才会多样化，而这种多样化也刺激了供给端的升级。激素推动下的经济是没有办法达到“正好”状态的。超出“正好”范围的非理性消费对于个人来说是可以尽量消除的，对于整体人群来说，这种浪费几乎没法消灭掉。这个有点像广告界的那句名言：我知道广告费有一半被浪费掉，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半。
经济是否需要刺激在理论者看来是有争论的。从绝对理性上说，用财政或是货币方式刺激经济发展从长期来说都应该是无效的，而且会产生摩擦成本。但自从凯恩斯以来，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政府都会对经济采取刺激措施，而我们的世界也因此发展得不错。
人类就是这样，他们找到了从理论上更高效地运营这个社会的方式，但基本上没人真的去那么做。就像着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所说的：从理论上说喝可乐吃汉堡并不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另一方面快乐也是很重要的。
节日经济就是这种能让人快乐的经济存在。
（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崔鹏） 共2页 上一页 [1] [2] 搜索更多: 节日消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