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降级集中于中间阶层人群，如加杠杆购房的高负债中产白领和一二线租房的城镇职工等人群。第一，该部分人群既无财产性收入，又无类似最低收入人群获得的财政转移性收入保障。根据五等分收入划分，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速逐年上升，2017年达到9.6%，在五等分人群中收入增速最快。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收入增速持续下行，其中2017年增速最慢的是中等偏下入户，为7.3%。第二，房租、医疗价格持续上升，中低收入人群不得不压减开支。今年以来北京租房价格同比上涨幅度已超过20%，成都、深圳等城市的平均租金同比涨幅超过30%。今年以来居民消费增速回升最主要在医疗保健，其次是住房开支，以城镇为例，医疗和住房支出同比增速分别为15.4%和10.8%，增速分别较2017年全年提高6.4和2个百分点。我国医疗在2017年推行了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简言之即提高医生服务价格如挂号费、手术费，大幅降低药物价格，避免以药养医。对于享受农村和城镇居民医疗的群体影响不大，因为政府提高了补贴，但对于适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群体面临的价格上升，降低了消费效用。第三，部分加杠杆买房的居民可能在扣除房贷支出后的消费支出下降，消费降级。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整体上升较快，2018年1季度达到49.3%，居民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超过100%，挤压消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测算，住户部门杠杆率靠前的省份有浙江、甘肃、广东、北京、福建等地，介于49%-63.5%，消费容易被挤出。
3.3 消费分级：奢侈品消费与拼多多并存，高品质汽车高增速与中低档低增速并存，高端白酒大幅上涨与低端白酒利润率低并存
我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中，收入、人口年龄、教育结构和城市等级分层，导致消费需求具有明显的多层次性，即消费分级。
1）乘用车整体负增长，但C级高档车高速增长。今年以来汽车消费持续低迷，既有收入下行和房贷挤出影响，但1.6L排量以下汽车的车辆购置税优惠取消，税率恢复至10%对低档车也有影响。前三季度乘用车累计同比增速-0.6%，但是C级汽车的奥迪A6、一汽丰田皇冠、华晨宝马5系、北京奔驰E级和上海通用凯迪拉克XTS前三季度合计增速17.1%，其中凯迪拉克增速高达54%。
2）拼多多低廉低品质商品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盛行，但我国同时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移动互联网在低线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普及催生了例如拼多多等新型电商平台，增加了农村居民消费的选择空间，但同时也反映出中低收入群体相对较低的生活品质。与京东、淘宝等传统电商平台不同，拼多多聚焦于低线城市及农村地区追求高性价比的消费者，成立三年便获得了2.9亿的活跃买家，与京东基本持平。与此同时，高收入人群的消费不受影响，主要表现为我国奢侈品消费规模近年来不断增长，中国已成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2017年我国奢侈品销售规模同比增长6.6%至5310亿元，预计2018年销售规模将升至5500亿元。自2016年起，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占全球份额23%，超过美国的22%。奢侈品消费的主力为有产阶层，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放大了有产阶层的财富效应，促进高端领域的消费。
3）白酒领域同样存在着消费分级的状态。一方面，在白酒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白酒消费更加理性的背景下，瓶装白酒取代散装白酒，从低端逐步向次高端和高端白酒升级，追求品牌。另一方面，白酒消费存在极大的分化，高端酒价格持续上涨，但是低端白酒价格竞争激烈，呈现出两个市场的特征，消费分级明显。售价2000多元茅台一瓶难求，售价15元左右的牛栏山热销全国，30-80元价格带沦陷，100-300元价格带竞争激烈，300元以上的次高端不断升级。
3.4 短期的消费降级与明显的消费分级折射出当前经济金融社会环境：宏观经济下行预期转差、流动性退潮、社会阶层分化和就业困境
1）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居民预期转差。居民收入增速随经济增速换挡而放缓，中美贸易战、资本市场下行、民企生存困境、环保风暴等导致居民对未来预期转差，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预期指数在6月以来出现明显回落。
2）消费低迷的背后是流动性退潮。“大河无水小河枯”，股票下行、债券违约、融资成本上升。9月广义货币供应M2增速为8.3%，为近20年低点。1-9月社会融资规模新增15.4万亿元，同比减少2.3万亿元，表内贷款多增，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票据等大幅减少。
3）贫富差距拉大与阶层分化明显，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应不同的消费档次和水平，消费具有多层次性，升级和降级分属不同人群。城市能级之间、高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消费分级，源于居民的贫富差距拉大。我国基尼系数在2015年触底后连续两年上升至2017年的0.467。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之比连续两年上升为10.9倍，其中城镇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之比5.62倍，农村为9.48倍。中低收入群体追求消费品的基本功能和性价比，高收入人群追求品牌和奢侈品等。这种局面导致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结果是：消费增速放缓、消费升级与降级并存、消费分级。
4）就业机会萎缩，影响收入与消费。今年以来，内需下行，创投破产数量增加，金融地产实业裁员降薪，就业机会萎缩，影响当期和未来收入，直接影响消费增速下行。
4、美国和日本消费的变迁规律
二战以来，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增速经历了由高速向低速的增长阶段转换过程，这一过程与美国GDP增速的轨迹大体一致。目前，美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水平大约在2%左右，个人消费增速也整体保持在2%附近。但是，消费占经济的比重逐步提高，2017年最终居民消费支出占GDP为69.1%。
从结构上看，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从1929年的21%逐步下降到当前的7.2%；发展和享受类消费占比逐渐增加，其中医疗、休闲娱乐等占比提高到17%和13.7%；伴随收入的增加及老龄人口增加，服务类消费占比从1929年43.4%稳步提升至68.8%。美国的经验表明，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时，增长阶段面临转换，此时消费增长的速度也会相应下行，但消费升级仍在进行，升级速度放缓，处于高水平的均衡。
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上世纪60-70年代居民消费增速快速上升。80年代初，日本经历增长阶段转换，GDP增速和居民消费增速有所下行，但整体速度仍然较高。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进入“失去的20年”，其间经济增长近乎停滞，消费增速也下降至0附近，且在一些年份出现负增长。同时日本老龄化加剧，使得日本人的养老负担增加，挤占了其他消费支出。
从结构上看，二战后日本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平成金融危机的24%左右。90年代以来下降幅度很小，且近几年因消费税提高、“家庭小型化，从在家做饭转为外出就餐”的生活方式改变、餐饮娱乐化，食品支出占比上升，2017年为23.9%，为1990年来的次高水平，消费升级趋势接近停滞。此外，日本统计局统计的居民消费类别中的“其他支出”自90年代以来长期下行。这一类别主要包括社交支出、赠与支出等，在泡沫经济时代的占比曾最高达到25%。其金额占比的下降反映了日本经济增长乏力，居民商务及私人社交生活减少的情况。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娱乐的占比总体在不断提高，服务类消费占比提高至55.7%。
长期的经济低迷改变了日本人的消费方式，对奢侈品、炫耀性消费的热情减弱，更加注重商品的性价比和实用性。在此背景下，“无印良品”，“优衣库”等淡化品牌而强调质量过硬的公司迅速崛起，形成了日本消费的鲜明特点。日本的发展经验表明，消费随经济增速下行而下行，但消费升级必须要以一定的经济增速为支撑，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的环境下消费升级可能停滞。长期的经济低迷会改变居民的消费习惯。
从美国、日本等国际经验看，消费与经济增长一样，存在增速换挡的规律。1）GDP增速下降，居民收入增速下降，消费增速下降，但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上升；2）伴随经济增速换挡和人均GDP扩大，消费结构升级，恩格尔系数下降，发展享受型消费。3）实物消费占比下降，居民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提高。4）随着人均GDP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总体下降。我国当前恩格尔系数刚低于30%，高于美国（7%）、英国（8.1%）、德国（10.6%）、韩国（13.3%）和日本（25%），从长期看消费升级仍有较大的空间，但消费升级速度将放缓；体现实物消费的社零增速下行，但服务消费上升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上升。伴随收入差距的扩大，消费分级特征明显。随着我国人均GDP不断增加，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总量和增速的扩张，而是质量和结构的改善。
5、促进居民消费的建议
十九大报告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逆全球化抬头及投资疲软的背景下，消费更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是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扩大消费需要从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和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发。循此路径，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要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减税、增加转移支付、加快土地流转等提高农民收入。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将有效提升居民消费。在我国居民收入增速近年来整体放缓的背景下，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显得尤为重要。
1）降低个税、增值税，完善消费税。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增加基本扣除额和专项附加扣除，降低个人所得税，按照物价水平动态调整基本扣除额，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增值税税率，增值税为流转税，本质是对消费征税，降低增值税有利于降低商品价格，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消费税，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产品纳入消费税税目并提高税率，同时将已成为大众消费品的部分产品不再征收消费税。
2）加大政府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在落实全面、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加大对城乡低收入人群的保障。
3）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不断推进农村土地的市场化流转，探索实施农村宅基地的流转。
二是要增加财政对社保的支出力度，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加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受预期影响较大，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关系密切。目前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居民对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的预防性储蓄较高，反映出我国社保体系仍存在较大改善空间。改善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降低财政供养人员和基建支出比例，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养老、医疗的比重，使居民消费无后顾之忧。
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加快落户。城镇化将释放潜在的需求，尽快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解决子女教育、医疗等问题。
四是从供给端发力，优化供给结构，进一步提升高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提升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提高产品质量，使大量的海外购物和奢侈品消费回流本土市场，满足中高收入者的需求，同时促进产生升级。
五是放宽旅游、文化、医疗、养老、教育培训和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鼓励民营机构参与竞争，加强标准建设和有效监管。
（来源：泽平宏观，作者系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马图南 罗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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