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低管理差的恶性循环”
郭明忠在县城摆摊的那几天，每晚临近九点，就有一些商贩以十元三斤的价格甩卖火龙果。这让他很恼火，却也能理解，“卖一块就得一块，一些前几天剩下的果子再卖不完就得倒掉。”
在太坪村，有十多家像郭明忠这样的种植户，为了能多卖些钱，把火龙果从地里运到县城或公路旁卖。据估计，在关岭县城及附近公路旁摆摊的农户有100余户。
如何让自己的果子卖个好价钱，甚至只要卖出去就好？种植户也在自寻出路。
种植户余光品去年以来一直在尝试把自家卖不出去的火龙果做成火龙果酒。去年，参加县里组织的活动，去云南学习火龙果种植与加工，当看到云南的火龙果酒卖到680元一瓶后，他就开始鼓捣火龙果酒，但目前在产品检测上遇到了障碍。
在关岭，像余光品这样，把卖不出去的火龙果酿成酒的很多，但都局限在家庭小作坊里，“自己上网买酒瓶，自己灌酒”，甚至一些农户用的只是废弃的矿泉水瓶。
没有及时采摘，开裂的火龙果。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种植户任万金从去年就开始尝试着把那些卖不出去的火龙果切片做成水果干。为了买到最合适的水果烘干机，他多次背着火龙果去天津做烘烤实验。现在，任万金产出的一小罐火龙果干能卖35元。“需要一斤七八两的新鲜火龙果才做成一两的干，而且在制作过程中需要以9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烤17个小时，很耗电。”任万金说。
现在任万金家的火龙果干主要是靠亲戚朋友帮忙卖。因为没有什么牌子，不能上淘宝。除了量小之外，任万金制作的火龙果干吃起来像受了潮一样，这也是他目前遇到的难题——密封技术还不成熟。
几乎所有记者采访中遇到的种植户都在借助微信销售火龙果，一些自己不会操作的农户，就让还在读书的孩子帮忙。但正如任万金所说，“这个其实也走不了多少量，一次最多卖10斤、20斤。”
中果。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不过，很少有种植户意识到，当地火龙果也存在质量问题。
“品质好，口味好”“只有这个地方的果口感才是最好的”，在关岭，几乎所有的本地人都这样称赞当地的火龙果。2007年，在成都国际农产品博览会上，关岭火龙果获得金奖。然而在外来的火龙果专家王江看来，当地的火龙果质量还远远不能让种植户“高枕无忧”。
6月23日中午，余光品家迎来了贵阳一家农业科技技术公司，王江正是这家企业的火龙果专家。如果对火龙果品质满意的话，这家公司将与余光品签订长期的供货合同。
余光品家里正好按大小分箱堆着昨天从山上采摘的火龙果。对这些火龙果，王江面露难色，大果堆里有好些个表皮长了大块斑点的果子，更有一些火龙果熟透开裂了，“这样的果子我们叫次品果，没有卖相了。”
王江发现，余光品家的火龙果问题远不止这些，还有果子偏小、品种杂、没有有机食品认证等。
小果。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就像一个母亲养三个小孩，奶水肯定就不够。”王江指着不远处的几株火龙果说，“一个枝条上如果长了太多果子，就应该掐掉一些，长一个果子肯定比长三个果子来的大。”至于品种杂，且都混在一起了，是因为在关岭推广火龙果过程中，曾先后推广过不同的改良品种，这样在后期人工授粉过程中，种植户就全都混在一起了。而没有有机食品认证，“就相当于没有身份证，算黑户。”王江说，“有认证的就能比没认证的多卖几块钱。”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技术和管理的问题。”王江介绍，在越南，火龙果打下来之后，先清洗、泡保鲜剂，然后再分装、套袋、装箱，这样的火龙果才进得了超市，不像当地的火龙果，采摘之后，没有任何处理措施，3到4天就坏了，更别提大量进超市了。“这些都需要增加成本，现在火龙果本来就卖得便宜，农民更不愿意这样精细化管理。”
种植户确实陷入了一种不好的循环——火龙果价格越低，农民就越缺乏激励去进行精细化管理；越是缺乏精细化管理，产出的火龙果在市场上越难有竞争力，价格也越低。
李能一语点破，“本来就没卖多少钱，还让农民往里投钱，不大可能。即使一家这么做了，价格也不会因为这一家就提高了，整个大环境是这样。”
金超认为，这种情况还和劳动力不足有关。劳动力不足，雇佣一个劳动力的价格也就越高，精细化管理的成本也就越高。
种植户公路边上摆摊卖自家种植的火龙果。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从“换产业”到发补贴
在破解“收入低管理差的恶性循环”这个问题上，关岭的办法是通过建立大型产业协会，鼓励支持企业、合作社、大户、农户等经营主体联合建立产业协会，并实行企业化管理，积极争取对产业协会实现生产标准化进行资金扶持。对于目前的进展，金超表示，目前只有3个从事火龙果种植的企业参与，而没有普通种植户的参与。
火龙果价格下挫，峡谷村索性换了个扶贫产业。如今峡谷村已不再把火龙果当主导产业，而是大力推广花椒种植产业。在他们看来，现在花椒行情好，如果卖不出去还可以晒干储存。
从火龙果转到花椒，一些种植户并不“买账”，火龙果仍然是农户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甚至有农户在花椒地里偷偷种植火龙果。种植户认为，火龙果优于花椒的地方在于火龙果能提供持续性的现金收入。火龙果能收5批，每一批都有收入，而花椒一年只有一季。另一方面，关岭县也通过引进、补贴电商、举办火龙果节等方式扩大火龙果销售。根据《关岭自治县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奖励实施细则》，对于从事火龙果电商的企业及个人，每发一件重量超2.5公斤的快递，给予4块钱的补贴。2017年，关岭县总共发放了补贴44万元。关岭县电商办负责人介绍，去年关岭通过电商销售了约300吨火龙果。
金超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去年关岭产的7000吨火龙果中有5000吨左右由中间商按批发价销往贵阳、昆明等周边城市。
然而，花江镇主管农业的副镇长申鹏发现，引进电商企业或中间商扩大销售，除了价格偏低之外，存在供货量难以保证的问题。在政府与企业签订订货合同，并与农户签好认购合同之后，“认购合同经常成了一纸空文，老百姓一看到市场上比我们的价格高就偷偷运到市场上卖了”，这样一来，政府就满足不了与企业签订的合同规定的产量。
余光品还向记者抱怨，自己曾被中间商“坑”过。原来，这家收购企业事先与政府签订了合同，以固定的价格收购农户的火龙果，这样可以享受相应的补贴。然而，在实地收购时，这家企业并没有按照合同里的固定价格，“比说好的价格低了一些”。
在贵阳一家农业科技技术物流供应链负责人看来，这背后更大的问题是当地火龙果销售缺乏通畅的市场销售渠道，“没有很好的销售渠道，自然就别人说什么价你就什么价了。”关岭既没有辐射全国的火龙果交易市场，也没有完善的保鲜工序和足够的冷储设施，这导致了“你在当地卖不出去，也没法长途运输到别的地方去卖”。
火龙果种植户在关岭县城摆摊出售火龙果。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产业扶贫须防范市场风险
贵州关岭扶贫火龙果价格下挫并非个案。
据公开报道，2016年，云南某地精准扶贫产业烤烟遭遇了滞销；2017年，河南一些地方的西瓜一毛钱一斤都无人购买，而西瓜正是此前河南多地大力发展的扶贫产业；2018年6月，广西多地的扶贫荔枝也遭遇了销售难，一些种植户甚至把荔枝当垃圾处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有6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精准扶贫进入攻坚阶段。这个时期既是扶贫工作的成果收获期，也是风险容易释放的时期，许多潜在的问题可能集中暴露出来。2017年年底召开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将风险防范作为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提出重点防范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道德风险。
“对贫困户来说，经济风险主要来自于产业扶贫的失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晓毅说，农副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很大，特别是实施大规模精准扶贫以后，一些农业产业项目趋同、选择的品种单一，随着过去几年种植的水果和特色农产品逐渐进入丰产期，集中上市以后可能会带来价格的波动，加剧市场风险。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产业扶贫所种植的经济作物相对于传统大宗农产品而言，具有高产出、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贫困地区原来的农副产品产量相对较少，没有经历过大的市场波动，相对于其他地方，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更弱一些。同时，贫困户也并非完整的市场主体，很多贫困户经济能力和劳动能力都比较差，应该选择从事投入较少、产出稳定、风险较少的农业项目。
脱贫攻坚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如何防范同质化的扶贫农产品大量集中上市造成的价格波动风险？
贺雪峰认为，完善冷储手段、寻求精细化、专业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更应该是地方政府和龙头企业的责任。在王晓毅看来，如果想要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贫困户还需要一个成长过程，现阶段一味要求贫困户进行精细化、专业化生产，其实是把下一阶段的工作拿到这一阶段来做。
“价格低和产品卖不出去其实都是区域产品过剩导致的生产者议价能力低。”王晓毅说。背后原因是大量同质化农产品的集中上市与贫困地区仓储、物流、市场网络的不完善造成的结构性矛盾，“在很多贫困地区，缺乏能够辐射全国的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
王晓毅建议，在产销对接和风险防范上发挥政府有形的手，“地方发展扶贫产业，应该在扩展市场渠道上投入更多力量。另外，政府应该科学分析信息，对可能产生的风险做出预警，通过引入农业保险机制、延长产业链等方式，减少市场价格波动可能给脱贫攻坚带来的掣肘。”
来源：7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调查·观察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典标 蒋成 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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