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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
呼吁完善立法
入罪门槛、举证责任
和量刑标准多角度切入
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当前立法已经严重滞后，制假售假的犯罪成本和惩罚过低，导致假货分子“前仆后继”。
据了解，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中对于假货的规范散落在多部法律中，且多年未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商标保护法》明确规定，故意制造和销售假货重犯者将面临最高10年刑期、个人500万美元罚款。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制假售假初犯者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重犯者将面临20年以上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造成死亡后果的个人将会被终生监禁。日本商标法和防止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制售假者判处5年以下拘役或者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以下罚金；对违反法律的法人要处以最高达1亿5千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7万元）的罚金。与美日相比，我国对制假售假的刑罚力度相对过小。
研讨会上，很多学者建议从入罪门槛、举证责任和量刑标准三个角度切入，完善立法，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
有专家表示，从司法实践上看，目前我国对制售假者的缓刑适用比重太高了，“判了他还在社会上待着，还在干”，应当严格禁止缓刑适用。
按照《刑法》规定，制假售假定罪标准从制订至今仍以销售金额为一元化标准。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认为：“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造成了作茧自缚的情况，很多结果无法确认，应参考假货的全部销售数额、对人身的伤害等”。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也认为：定罪标准应当从销售金额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在司法解释层面，应该修改传统证据认定标准，采信大数据分析结论、经验证的电子证据，有条件地采用抽取证等证据标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举例，“它的定量标准是什么？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5万元是一个死数字。1997年就确定的死数字，这么多年没有调整。打假形势日新月异，不能只考量销售金额，还可以考虑销售件数。”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余凌云在发言中表示，打假不能光靠公安一家来做，也不能只在特定区域严打，而是要推动打假主体多元化、治理范围全覆盖，希望中央有关部门来牵头部署打假相关工作，就像当年酒驾入刑一样高度重视假货问题。
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姚志伟也认为，对于制售假者相关法规的处罚力度确实相对较弱。除完善刑法等法规外，还可以考虑增加行政资格处罚，对制假售假者设置行业禁入。此外，执法部门应加强与电商平台间联动，在违法犯罪发生第一时间获得电子证据，并对售假者做出相应处罚。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认为，“打击假货不能一味地增加电商平台的责任，打击假货链条的每个责任方都应该参与进来，各自承担起责任”，打假应该通过《刑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上进一步完善，系统性解决假货问题。
北京晨报记者 刘映花 共2页 上一页 [1] [2] 阿里举报4495起仅判刑33例 呼吁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 阿里呼吁加重刑罚制售假：去年近4500个线索只有1%被判 制售假货罚金24年没涨中国治理假货刑罚力度远小于美日 趣店来分期被卷入漩涡：被指涉嫌售假 被疑高利贷 发货慢 疑似售假 退货无门 小红书投诉爆棚 搜索更多: 售假 |
